（三）在发展农业商品经济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农、商关系，避免商业金融资本对农村的控制和盘剥。
    清末以来，随着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东北商业金融资本迅速膨胀，对瓦解封建自然经济结构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商业金融资本渗透到东北农村的各个角落，从各方面加强了对农村经济的控制和垄断。旧中国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具有很浓厚的封建性，对农民的剥削十分残酷。东北的商业金融资本也不例外，它不以产业资本为基础，而主要以盘剥广大农民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商业金融资本往往与农村中的地主经济紧密地结合起来，一些地主通过兼营商业和高利贷而演变为乡村土著资本，封建色彩尤其浓厚。而如前所述，近代东北农产品的运输和贸易基本上为外国资本所垄断，因而东北的土著商业资本必然沦为外国贸易商的买办，在外商操纵农产品价格的情形下，本国商人只能从外商那里获得余润。他们为了牟取更大的利润，必然要把重重盘剥转嫁给广大农民，利用高利借贷、贱买贵卖、买卖青苗、欺诈勒索等各种方式对农民进行近乎野蛮的残酷榨取。农产品销售价格的绝大部分为中外商业资本所剥夺，农民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收入。据1933年统计，一车皮大豆从佳木斯运到大连，可卖价2810.67元，农民仅能得到售价的32.8%，其余的绝大部分皆为运输部门和商业部门所攫取，（注：近藤康男《满洲农业经济论》，第47-48页。）这是近代东北农民日趋贫困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发展农业商品经济中必须摆正农、商关系，不能以商剥农，以商害农，以商坑农。农民只有摆脱商业金融资本的束缚，以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身份进入流通领域，才能真正获得经济上和人格上的解放和自由。
    （四）推广和普及农业新技术必须创造相应的社会经济条件。
    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存在着这样一种模糊认识：农业近代化或农业现代化仅仅是个技术问题，似乎只要大规模引进先进农业技术，就可使中国农业旧貌换新颜。清末以来，东北当局和某些农界人士尽管在农业试验场的建设、外国良种的引进、机械农具的试用等方面都曾有所作为，但实际上新技术在普通农民中并未普及推广，农业技术水平的低下状态没有根本改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1）农民处于地主、官府、 商业高利贷资本乃至外国资本的重重盘剥之下，经济十分贫困，根本没有能力扩大对农业的投入。（2 ）清政府和奉系军阀虽然也曾大喊“开发”和“振兴实业”，但其立足点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在土地开发过程中重放轻垦，在农业生产上重课税而轻投入。农民所提供的巨额税收，绝大部分被用于行政费用和军费开支。尤其是在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军阀争霸战争消耗了东北的巨额财力。据奉天省财政厅长王永江1926年1 月所云：“奉天省的军事费、兵工厂的经费年额2300 万元， 经常军事费1800万元，张作霖个人机密杂费约1000万元，总计达5100万元的巨款，然而岁入仅2300万元，尚不及总支出的半数。”（注：《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在反动政府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政策下，东北农业长期处于“贫血”状态，要进行普通的技术改良是不可能的。（3 ）农民文化素质的低下是农业技术普及的最大障碍。在旧中国，农民处于衣食不保的状况下，不可能享受到良好的教育，造成了农民文化水平的极端低下。东北统治者尽管也经常每苦“民智未开”，但在改善农民经济处境、提高农民文化素质方面却无所作为。因此，农业近代化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和文化问题，农民本身经济地位和文化素质是制约农业技术近代化的关键因素。政府如果不采取各种政策加强对农业的投入，改善农民的经济处境，提高农民文化水平，而是仅仅搞一些农业改良和农业推广，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