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世纪60年代，以洋务自强为核心的经济变革活动，开始由率先兴办的军工企业，向民用企业方向扩展。李鸿章有句话揭示了其中的原因：“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这就是说， 军工企业的生产，需要大量的金属原料，还需要大量的煤炭燃料。可见，矿业内部已急待着新式企业早日出现。然而在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间顺序方面，矿业却让位于航运业，即轮船招商局在1872年第一个办起来了。
    众所周知，轮船招商局是晚清最先采用官督商办经营形式的企业。问题在于，轮船招商局为什么就采用了官督商办这种经营形式呢？
    在轮船招商局成立以前，中国沿海和长江的航运，由外国资本的轮船公司控制着，“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当时的水上运输行业，利润率甚高，几乎达100%。因此对于清政府来说， 这无疑是财政收入上的一大损失。这样，“设轮船商局”的要求也就提出来了。最先“创斯议”的是丁日昌。当时他在江苏巡抚任内，并曾“于入觐时面陈枢廷”。总理衙门一直很关注此事，不断“谆请”兼北洋通商大臣的直隶总督和兼南洋通商大臣的两江总督，“预筹定章”（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 《复何小宋制军》同治十一年十月初十日。）。 主张中国应当自己“兴造轮船”的清廷官员，曾国藩为第一人。就总理衙门来看，是强调“官造轮船”，然后“官轮招商雇买”的（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 《复王补帆中丞》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 用李鸿章的话说，也就是“兴造货船，再筹招商雇用”（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 《复何小宋制军》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还是在1867年，容闳的一件奏折就建议，中国新兴办的航运企业，应当是“公司”制的，并且要“俱用中国人合股而成”（注：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1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后来李鸿章和曾国藩在“华商领官船”问题上，也一致认为，“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这就说明， 轮船招商局最初被设计成的模式是股份公司。时隔不久，“津关委员林士志与广帮众商雇搭洋船者，议呈九条，照抄呈览”，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公凑本银三十万，公举总商承揽，由官稽查”，这应当说近似商办官督。另一个是，“请发公款若干，照股均摊生息”，这应当说近似官商合股。1872年，当筹办轮船招商局的计划制定出来后，李鸿章物色到了既“熟悉海运事宜，轮船生意”、又“自愿以身家作抵，倡此远谋”的朱其昂，授权他作为具体经办人，“酌拟轮船招商章程”。朱其昂所拟“二十条”章程，“其大意在于，官商合办，以广招徕”（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 《论试办轮船招商》。），想要达到的目的是，“由官设立商局招徕，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并官局”（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0，《试办招商轮船折》。）。对此，李鸿章解释说，这实际上是几年前容闳等人“原议”的再现，即“先招华商，将素所附搭洋行之船支资本，渐渐拆归官局”（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 《论试办轮船招商》。）。不难发现，说是“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并官局”，而那“渐渐拆归官局”的部分，仅仅是“素所附搭洋行之船支资本”。但有人可能就理解错了，认为这是以官商合办张网，以官办收网。我想，时人公认最精明的买办商人胡光墉，之所以开始答应朱其昂参加招商局，中途又变卦，和李振玉相继告退，恐怕就与认为此中含有的愚弄商方合股人的成分太浓，不无关系。面对“现在官造轮船内，并无商船可领”的实际情况，李鸿章在《论试办轮船招商》函中表了态：“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无庸官商合办。”那要采用什么形式呢？李鸿章指出：“应仍官督商办。”（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 《论试办轮船招商》。）此句中的这个“仍”字，实在是忽略不得。正是由它反映出，官督商办针对着水上运输行业范畴来说，已算不上什么新事物了。
    话可以从“江北漕粮改办海运”说起，到了轮船招商局的官督商办经营形式出台，“官督”之下的“商办”，先后输进了三个内容。（一）雇佣商办。同治六年（1867），江北漕粮改为海运，“事属创始”。这时的“官督”，一方面“由藩司、粮道会同督办”，一方面官府派兵巡护出洋的受雇船只。而“商办”，主要是被雇用的沙船，负责装运江北漕粮。这就是“十条”章程中规定的，“江北漕米应雇沙船装运”，“先尽沙船雇用”（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6，《六年江北冬漕并归海运详议章程折》附《江北淮扬通三属同治六年分漕粮海运酌拟章程十条》。）。另外，“商办”还包括“雇”的“商船”加入运漕粮行列，以补沙船临时不足。当时的“商船”概念，是包含着“外洋轮船”和“沿海民船”两部分的（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 《复王补帆中丞》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前者指商人租赁的洋人轮船，后者指商人购置的船只。（二）租购商办。这是总理衙门的主体意向，即以官府统一“督办”，“招商雇买”本国制造的所谓“官轮”，经营航运业。所以这里的“商办”，既有商人租赁“官轮”，也有商人置买“官轮”。与“官商合办”没能在轮船招商局中实行的根本原因一样，总理衙门的“官督”之下如何“商办”的设想，也因“现在官造轮船内，并无商船可领”，仅仅作为个设想而已。（三）合股商办。这里的合股，吸收了容闳说、林士志说、朱其昂说中的有关因素。特别是容闳倡率于前的“合股”具体内容，以及朱其昂付诸于后的“合股”实践尝试，都对“官督”之下的“商办”的定型，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实际上，能以官督商办实行于轮船招商局的经营形式，细追究起来，还是回到了矿业上。李鸿章在阐述航运业“须华商自立公司”观点时，已经提到了这一点。他在强调“臣更有进者，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后，即说：“曾国藩初回江南，有试采煤窑之议，而未果行。诚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此因制造船械而推广及之，其利又不仅在船械也。”（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情况已经很清楚了，李鸿章在这里明确提出来的“官督商办”，主要是针对着矿业来说的，并且重点是针对着为军工企业服务的采矿冶炼企业，只不过是昔日曾国藩的“试采煤窑之议”“未果行”，此时又“因制造船械”，才把“官督商办”先期“推广及之”于航运业了。
    正是因为曾、李恰恰是基于矿业而联想到了官督商办，所以二人的思想，与林则徐《查勘矿厂情形试行开采折》的思想，有一种潜在的继承关系。如果把双方的思想来对照一下，可以发现，关键部分都具有着共同点。比如，林则徐提出，官督商办矿厂要“选择殷实良善者，作为头人，责令招募砂厂，逐层约束”；曾国藩和李鸿章也认为，官督商办轮运企业“非有熟悉商情，公廉明干，为众商所深信之员，为之领袖担当，则商人必多顾虑”（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又比如，林则徐主张矿厂必须是“朋资伙开”；曾、李也强调，轮运企业必须是“立公司”。虽然轮船招商局本质上并不属于股份制企业，但它毕竟是采用向社会公开筹集资金的形式创办的，也就是说，创办资金大部分是从社会各方汇聚起来的，这与“朋资”在概念上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