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官督商办最先在航运业进行尝试，它的普及，则是在矿业。现据有关资料统计，晚清的30家官督商办的民用工矿航运企业中，有23家是采矿企业，占总数的77%；只有4家是轮运企业，仅占总数的13%。 此外，纺织业有2家，缫丝业有1家（注：根据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528页“附录”中的有关内容，综合做的统计。）。
    林则徐提出要采用官督商办经营形式的云南矿业，追逐着以官督商办办企业的潮流，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云南的金属矿产，以“滇铜”最为著名。就在林则徐的转换矿厂经营形式的建议未被采纳后，因发生了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云南铜矿厂基本上都“废驰”了。即便有那么几家在勉强经营着，却也是很不景气，连年亏损。在洋务自强运动进入创办民用企业阶段，恢复云南铜矿的生产，自然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874年“奏请试办，无异创始”。
    1883年，时任云南布政使的唐炯，“为整饬铜务起见”，决定在“滇省产铜各厂”中“参用西法”进行生产，并委派官员以及“选雇”的“精通机器工匠”，前往上海、香港，“向外洋购买抽水、锯铜两种机器”，“一经购就”，即“运回滇省，发给该厂，俾利开采”（注：《光绪朝东华录》，总2452页， 总1493页，总1497-1499页，总1533页，总1611-1612页。 中华书局1958年版。）。这是云南铜矿使用西方先进生产工具采掘的发端。
    同年，云贵总督岑毓英和唐炯鉴于“滇省铜务，开办已将十稔”的经营状况，指出主要存在着“砂丁招集不易”、“炉户亏折太甚”、“民间资本不厚”、“地方官办理弊多”四个问题，提出了“裁革使费以绝弊，预借底本以示体恤，宽予年限以资调剂，开新厂以图久远，官商并办以期合作”五条建议，显然其中关键的一条是“官商并办以期合作”，但具体是采用官督商办呢，还是采用官商合办呢，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三日的这件奏折里未见阐明。“官商并办以期合作”措施，又主要侧重于办企业资本的筹集。岑、唐二人认为，重点还是“赖外省富商挟资来滇开采”。而所谓“民间资本不厚”，就是一指“本省户鲜殷实”，铜矿厂“废驰”前，也“不过零星凑集，朋充伙办”，矿厂恢复生产后，因人们已几经战火，“常年衣食率多不给，更无余资以谋厂利”；二指“各厂炉户”，同样是“无实本以开新山”。他们说，只有官商“合作”“并办”，才是“顺协人情，鼓舞兴作”之举，断言矿务“一年之间，必有起色，三年之后，决著成效”（注：《光绪朝东华录》，总2452页， 总1493页，总1497-1499页，总1533页，总1611-1612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数月后，岑毓英、唐炯在五月五日奉折中明确提出了铜矿企业的经营形式，“仿照直隶开平厂务，设立公司，凑集股份，来滇开办”。开平矿务局是1878年创办的，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一家官督商办企业。矿上设备较完善，所产煤质较好。1881年开始产煤，1882年的产量就达131,893 吨，其中售出煤斤为84,377吨，利润优厚。在同期存在的11家官督商办采矿企业中，唯独开平矿务局可以说得上是成功的。当然，岑毓英、唐炯要对云南铜矿企业搞改革，“仿照直隶开平厂务，设立公司”，首先还是看到了，开平矿务局在11家官督商办采矿企业中，公开“凑集”的“股份”是最多的，即银110多万两。用岑、唐的话说， 这是“众擎易举，可期速收实效”，“实于铜务大有裨益”。当岑毓英得知籍隶广东、请假在籍的广西补用和府张家齐和候选通判关桐春，“家道殷实，办事勤能”，就致函张、关，让他们“招集商股，迅速来滇承办顺宁等处铜厂”（注：《光绪朝东华录》，总2452页，总1493页，总1497-1499页，总1533页，总1611-1612页。 中华书局1958年版。）。岑毓英在十月十八日的《云南矿务拟设局招商开办折》中进一步指出，官督商办也就是“悉由各商出资自为经理，官不过随时保护体恤”，“一切置买机器及应如何雇募匠人施用修理之处，即由商局自行筹划，官不过问”。他还请示在云南设一个矿务招商局，在上海设一个驻沪办理云南矿务招商局，以便“广招商民，凑集股分”（注：《光绪朝东华录》，总2452页， 总1493页，总1497-1499页，总1533页，总1611-1612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自此，云南铜矿企业开始转入“招集商股”的官督商办形式经营时期。林则徐当年构思的官督商办模式，在他曾倾注过心血的滇疆首业中，终于成为一种现实。
    四
    官督商办企业在甲午战争前洋务派办的民用企业当中，是居于主要地位的。以民用工矿企业为例来看，战前共出现41家，其中官督商办企业是23家，占有56%的比例（注：根据杜恂诚前引书，第33页表3的数字统计。）。这说明，官督商办企业，特别是那些办得很成功的，对19世纪80年代以前洋务企业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航运业和矿业出现了官督商办企业以后，有个叫罗应旒的贵州候补道，于1879年7月率先提出建议，“除机器、船政已经设局外， 其火轮车、电线之类亦当设法次第添设”。“添设”“火轮车、电线”，就是修筑铁路和兴办电报。罗应旒认为，建铁路和电报，需要用款“甚巨”，筹集资金的办法，最好是“招商民集公司举办”（注：罗应旒奏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170-181页。另于参阅拙文《罗应旒〈敬呈管见折〉的思想价值》（《贵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所谓“招商民集公司”，也就是招商集股。看来罗应旒是倾向于铁路企业和电信企业采用官督商办经营形式的。1880年设立的天津电报总局，原拟是官督商办，因考虑筹款需时，所以就先借助官办名义，由军饷拨出垫款。不到两年，即改为官督商办，招集商股，分期摊还所垫官款。1887年组建的天津铁路公司，是官督商办的。
    与上述情况不同的是，1885年，有个叫李福明的富绅，上条陈第一个提出了集资民办铁路的要求。李福明要承办的，是新建津沽路。但是，因为李鸿章坚持要把民间的“捐资倡行铁路”，强行改变为“缴资归官办理”，造成“各商民畏缩中止”，致使民办铁路设想夭折了（注：李福明条陈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184-186页。另可参阅拙文《民办铁路要求的萌发与李福明条陈》（《北京档案史料》1995年第4期）。）。这就说明，对于国民经济命脉企业，官方宁可冒最大风险去官督商办，也决不肯轻易就把控制权让给绅商，任其商办。20世纪初，自办铁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场运动。昔日的官方没有预料到，此时连他们自己也在1903年颁行的《重订铁路简明章程》中，允许绅商集股修建铁路，即特别规定，一方面，民间集股设立铁路公司承办筑路为合法，并对铁路商办“实有成效者”，给予“优奖”等鼓励；另一方面，地方官有“保护”商办铁路公司的职责，无“干预公司办事之权”（注：《东方杂志》，第1卷，第3期。）。然而没过多久，官方又开始收权了。新的铁路政策的出台，都是意在把铁路商办改为官督商办。1906年官方的言论--“铁路系军国要政，仍官督商办”（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上谕。），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