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通的和平观引起某些学者的不同看法。前西德和平研究者M ·格罗内迈耶对此持肯定态度。他认为：“个人生活的无助性和对专业知识的依赖性构成了这种暴力的存在。”（注：Gronemeyer,M.,Present Task of Peace Education and Actions,Paper presented to Intemational Peace Research Association Conference,Konigstein,FRG（1979）转引Mack,Andrew（1985），Peace Research in the 1980s,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Canberra,p20.）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克里斯琴·贝教授指出：“暴力阻碍了人的客观需求的满足。”（注：Mack,Andrew（ 1985） ,Peace Research in the 1980s,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Canberra,p20.）他引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观，提出人的最基本的需求是物质需求，然后是安全需求、情感需求、自尊需求，最后是自我实现或自我发展的需求。他认为积极和平（完善的社会）需要使所有的这些需求得到满足。同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加尔通无限扩大了和平研究的领域，却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而且结构暴力论并不是理论上的突破，只是用文学语言描绘第三世界国家被压迫人民的特殊现实。（注：Mack,Andrew（ 1985） ,PeaceResearch in the 1980s,The AustralianNational University,Canberra,p19.）甚至还有人提出结构暴力并不一定会导致直接暴力的发生。这个词的政治色彩很浓，如果不把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和不公正看作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而只把它看作是一种暴力形式，那么只能会导致被压迫者的“启蒙觉悟运动”和“政治动员”，只能会导致更多的人死于战乱。（注：Gurr,T.R.（ 1970） ,Why Men Rebel,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p186.）其实，这一观点虽从历史渊源的角度入手，但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把它与加尔通的观点结合起来看，问题会更全面一些。
    加尔通的和平观虽然在和平研究领域里褒贬不一，但它无疑拓宽了人们对和平理解的思路，把人类对和平的理解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扩大了和平研究的范围，为和平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把和平研究的课题引入到社会领域和发展领域。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李巨廉教授在文章中指出，当代和平的观念应是积极的、公正的、广泛的、民主的、以及理性的和平。（注：李巨廉：《回眸历史，探求和平》，《历史教学问题》1999年第3期，第15-21页。）这一概念真实地概括了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总体趋向。这个提法在国内学术界还属首次。它对目前学术界的和平研究必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关于和平研究
    （一）和平研究的概念与意义 和平研究是一门以和平及其对立面（包括暴力、危机、冲突和战争等）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挤进西方诸多大学的课堂。虽然战争研究是它的一个永恒的主题，虽然大部分的和平研究者是从战争研究中转变过来的，但是和平研究与战争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的战争研究是以战争为主体、以战争为本位的，它的研究范畴包括战争的起源、性质、进程、结局、作用和影响等。而和平研究是以和平为主体、以和平为本位的。它研究战争是为了制止和消灭战争，它把战争看作是对人类社会常态（即和平）的最大破坏。此外，战争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而真正意义上的和平研究是二次大战以后，确切地说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的。
    和平研究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其研究领域一般以国际政治理论、社会学、历史学为中心，旁及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数学、医学、统计学、精神病学以及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许多学科，它并没有自身固定的学科体系。由于和平研究是一门涉及多门学科的学问，因此，许多学者都可看作和平研究者，他们都在积极进行科学研究，以提高实现和平的可能性。和平研究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搜集资料和探求人们对和平与战争的认识态度。尽管多数的研究工作似乎缺乏目标，看不出其研究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但总体说来，大多数和平研究者都是具有目标取向（和平取向）的。尽管有的和平研究看起来似乎是纯理论性研究，但都有着企图影响国家政治生活和一般民众精神生活的目的。从这层含义上看，和平研究也趋向于应用性质的研究。在目标取向上，和平研究者竭力避免旨在加强军事、政治力量为目标的研究工作，而是以和平为总体目标，设计各种和平计划，企图以此影响政府总体政策的制订。尽管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远远低于人们所期望的，但事实上他们对政府政策的制订确实起到一定的影响。譬如对裁军所造成的经济后果的研究虽不能直接通向和平，但却能证明裁军的后果不会造成经济大衰退。这就在和平的道路上搬走了一块巨大的拦路石。从这方面看和平研究对现实的确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和平研究的界定及各类观点 许多学者都曾对和平研究进行界定和分类，与其他有关的学科譬如国际关系进行比较、对比，制订和平计划。最早进行这项工作的是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国际关系学专家哈罗德·格茨科夫。他早在1950年就指出：“通向世界和平的最确切、最快捷的途径，是一条间接的途径：多年耐心地构筑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注：Guetzkow,Harold（1950） ,Long Range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American Perspective,Fall,p421.）他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和平研究这个词，但却包含着这方面的内容。他认为和平研究需要改变某些研究方法：第一，强调理论的分析性而非描述性的趋向；第二，强调综合运用多种理论；第三，尽量巩固企图解释国际行为的有活力的机构；第四，终止像对待个体人类那样对待国家；第五，通过预测和分类取代后现实主义的解释。
    库尔特·克里思为和平研究下了一个简捷而又寻味异常的定义：“和平研究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广义上的行为，说明没有战争的世界本性，有关问题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发生转变，在问题的转变过程中避免冲突手段。”（注：Kreith,Kurt（1965），Peace Research and Government Policy,Background,Feb.pp269-277.）
    肯尼思·博尔丁强调运用科学方法建立世界和平。他指的科学方法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冲突研究，指考察广义上的人类冲突，包括人际之间、集团之间（包括劳工关系、种族关系和政治斗争等）、以及国际之间的冲突；研究方法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博弈论、以及方法论中的类比法。第二，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从国际体系的角度进行研究，强调新的定量分析和计量分析的方法优越于传统的主观性分析和直觉的经验分析；第三，战略研究；第四，和平研究。（注：Boulding,Kenneth（ 1966） ,Insight and Knowledgeinthe Development of Stable Peace,Woodbrooke,Birmingham,pp210-219.）博尔丁指出，冲突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属于基础研究，旨在为后两个层次提供独立的、公正的知识；战略研究与和平研究属于应用性很强的研究。战略研究旨在增加国家力量，和平研究旨在促进世界和平。二者使用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是相同的，犹如物理学家与生物学家共同使用的微生物一样。虽然二者使用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相同，但是选择研究计划的目标不同，其研究结果也必然不同。（注：Franklin,Ursula,Private Communication to Kenneth Boulding,Milton Mayer Dialogue,Pendle Hill,Wallingford,Penn.,）博尔丁对和平研究的最大贡献，是他在《和平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的“分层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博尔丁设计了一个坐标，标着“压力”的垂直轴线被理解为消极和平，标着“温度”的水平直线有着积极和平的含义。博尔丁认为只有这两种因素的不断改善， 才能推动世界走向稳定的和平。 （注：Boulding,K.E.（ 1975），Collected Papers,vol.Ⅵ ,Colorado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Boulder,Colorado,p305.）换言之， 只有双方在冲突的危险面前相互让步，才能消除冲突的发生和升级，才能进一步推动一体化体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