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通指出，和平研究具有两个功能：第一，理解防止战争的条件（消极和平）；第二，理解促进和谐关系的条件（积极和平）。大多数和平研究属于消极和平范围的研究，可能是由于和平研究者感到预防大规模暴力冲突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加尔通认为，和平研究与冲突研究相交融，但其出发点放在国际关系方面。即和平研究只包括与国际冲突有联系的冲突。此外，它还包括“行为研究”，如和平倡议研究和和平运动研究。因为和平研究是一门跨学科、跨意识形态、具有广泛适应性的学问，它具有一定应用性的理论取向、国际取向和价值取向。他提出和平研究对过去着重于价值研究，对当代着重于政策研究，对未来着重于乌托邦研究。（注：Galtung,J.（ 1964） ,A Critical Definition of peace Research,Ⅲ，No.2,pp4-21.）加尔通对和平研究与对外政策的确立、以及对和平研究与和平运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感到伤脑筋。这可能与和平研究对军备与军备控制等问题的作用有关。加尔通强调和平研究与二者保持既相近又独立的地位。这无疑是一个理想的境界，因为二者的结合会产生一个交流渠道，使和平研究能够妥善解决研究过程中的有关需求和有关问题。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很难实现这一点。观点上的不同不仅会使各和平研究机构之间严重对立，而且还会影响到各国对外政策的确立。这个问题似乎成为和平研究领域里一个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和平研究一直受到保守主义者的批判。托马斯·海登认为和平研究进入大学校园，对和平研究并无多大益处。因为学校的许多工作是无结果的、谨慎的和间接的，而且趋向于保守而非思想方式上的激进。（注：Hayden,Thomas（1966），Peace Research in the U.S.A,in" Our Generation Against Nuclear War",Special Peace Reaearch Supplement,vol.3,No.2,pp55-61.）海登主要从学校的资金来源（大都来自政府基金会和工业财团）方面考虑这个问题的。对于和平研究的要求，他列举如下：第一，政策演变研究，重新构造社会秩序以适应和平经济、非暴力冲突的解决；第二，建立国际法规，使立法成为政治有效性的保证；第三，活动的分散性；第四，保证学历；第五，努力把大学从财政保护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第六，对国内社会变化的研究必须适应于国际社会；第七，和平研究结果和研究活动具有更大的社会能动性。（注：Hayden,Thomas and Flacks,Richard,The New Possibilities for Peace Prep Ann Arbor,Michigan,August 1963,ChapterⅣ。）
    奥本海默则认为和平研究者把社会当成了一个功能总体，他们不时地被微小的社会功能失调所困扰。因此，他倡导社会结构的调整在根本上的改变，强调对政府决策的研究，应与决策者进行交流，以消除社会结构的质变，维护和平的态势。（注： Oppenheimer,Martin,Peace Research:A Criticism,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October 1963.）李奥·哈蒙持同样看法。他认为和平研究的任务，是探索使现在这种无战争状态有可能继续持续下去的因素。他相信这种状态持续得越久，它就会成为一种习惯， 毋须彻底改变现存的国际秩序。 （注：Hamon,Leo（ 1965） ,Peace Research:Outline of an Inquiry,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vol.17,No.3,pp420-421.）
    这些批判观点大都出自美国新左派理论家之手。在他们的鼓动下，建立社会秩序研究和决策者研究在美国泛滥一时。在欧洲和加拿大，则更侧重于和平研究的实践性，更趋向于计划的选择研究。
    同时，和平研究还受到和平活动家的批判。他们认为和平研究太学术化，与和平工作者的实际需要没有多大关系。即使有一些与之有关的文章也采用了枯燥无味的学术性语言，让人费解。美国汉密尔顿科尔盖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奈杰尔·杨持这种观点。他自称，是“一个全身心的和平运动职业家，一个改变了观点的见习社会科学家”。他建议和平研究者应真正地为和平运动做些工作：第一，影响公众观点，和平研究者应找出大众观点对政策制定者产生作用以及各类和平活动对大众观点产生作用的契合点。第二，用勇敢的非暴力抵抗者的形象取代传统战争英雄的陈旧观念。第三，预测危机，用理性的行动而不是非理性的愤怒对待危机。第四，提倡非暴力作为处理任何冲突的抉择方式。第五，在无战争的社会环境下， 准备一个和平而迅速的社会变化的气氛。 （注：Young,Nigel,Orientations in the Eield of Peace:Social Science,Peace Research,and Peace Moverment,Montreal,August 29,1964,Mimeo,p22.）
    皮里苏克和海登提出另外一个基本的批判观点：和平研究者主要从事的工作，是制订和平计划，认为只要他的计划得到通过，就能产生持久和平。但是却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其计划没有获得通过？或者怎样使其计划获得通过并能导致社会体系的变化？许多学者认为别人的计划“不可行”，因为任何一个计划在制订时都是计划制定者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譬如“心理逻辑”和“自我实现”的预言，制止了军备竞赛，同时也使之成为必然；民族主义制止了超国家机构的发展，同时也使之成为必然。这种学术性的计划并不能引起人们多大的关注。相反，军事战略家提出许多异想天开的计划，却受到某种程序的重视。计划能否得到实施，主要在于社会力量的支持程度。皮里苏克和海登认为和平研究的主要工作在于寻求“和平研究的主顾”，如准备或迫切要求社会变化的集团，或者要求其权益得到保护的美国的黑人和穷人。（注：Pilisuk,Mack and Hayden,Thomas（1965），Is There a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Which Prevents Peace?,Journal of Social Issues,No.3,pp67-117.）
    当然，这种取向可能超越了科学的公正性。我们认为至少有三方面的困难：第一，即使不同意见的集团能够组织起来并接受和平研究者所提供的研究成果，即使他们获得了实施和平研究计划的权力职位，由于下层社会的漠然态度和教育低下的状况，也不能使之保持长久。他们也不会说服当今的掌权者来这样做。第二，新掌权者即使不犯和上届掌权者一样的教条主义错误，也会犯另一种教条主义的错误。第三，在任何国家都很难发现这样的集团，除非是科学家自身，而且他们大多也只是在自己研究领域里表现出这些品德，而不是在政治方面。接受和平研究的成果靠的是开放思想、理性和非教条主义的表现，它并不附属于任何社会秩序，不管是新的社会秩序还是旧的社会秩序。
    伦敦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家、英国早期和平研究学者约翰·伯顿认为和平研究具有“动态取向”（dynamic-oriented）和“变化取向”（change-oriented）的特点。这一观点当然可取。但是， 一项研究是“动态”还是“静态”，是“变化取向”还是“现状取向”，主要取决于作者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时所持的态度。伯顿曾对和平研究与国际关系进行比较，发现如下异同：第一，二者都是跨学科性的科学，国际关系包括政治、法律、经济等范畴，和平研究除这三项外至少还包括社会学、人类学、行为科学、心理学、病理学、数学，以及物理学等。任何新学科开始时都横跨其他学科，但在得到学术界承认之前大都明确地界定该学科的范畴。和平研究还未达到这一境界。第二，和平研究的发起具有深刻的背景，主要是二次大战后科学家掀起的和平运动，如帕格沃什会议及运动。和平研究与帕格沃什运动对裁军等问题都曾产生过积极影响。由于国际关系不能完成这项工作，因此和平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第三，多数的国际关系研究比较容易得到财政资助，从这方面考虑，大都趋向国内问题的研究，而和平研究强调总体上趋向国际问题研究。第四，和平研究具有动态特征，积极寻求研究机构和研究态度的变化。国际关系一般满足于对现状的静态性描述。（注：Burton,John（ 1964），Peace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No.3,pp281-286,PRARef.No.19235）此外，我们认为国际关系是一门纯理论性的科学，具有描述的特性；和平研究更趋向于其应用性，具有较强的目标取向。同时，多数和平研究者对其工作都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和平研究的这些显著特点已被新一代国际关系学家所接受，国际关系领域正在逐步接受和平研究的课题。这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和平研究会逐步影响到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