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梅因和平研究团体的威廉·埃克哈特提出一个和平计划草案。在这个草案里，他提出和平研究的地位和与其他和平活动的关系：长期目标：和平研究；中期目标：和平教育；短期目标：和平法规；眼前目标：和平运动。（注：Eckhardt,William,Planning for Peace:An Opeace:An Open Letter to peace Groups and to Other HumanRelations Groups,,Mimeo,4pp,Des Moines,Lowa.PRA Ref.No.9130.）这个计划的基本设想，是“复合偏见”（compound prejudice，包括民族、政治、宗教、种族、阶级等偏见）导致国际局势的紧张态势。当某些事件或危机造成的敌对情绪不断增强时，这种紧张的态势可能引发战争。因此，只要紧张态势存在，冲突事件或危机注定要发生。防止战争的唯一途径在于消除紧张态势的存在，关键在于消除“复合偏见”，其途径在于“和平计划”的实施。和平研究是一个长期目标，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其结果则需要更长的时间一点一点地慢慢实施。真正从事和平研究的人员需要得很少，其成果会影响到较多的人，即教育者，教育者又影响到更多的人。这些为数很少的和平研究者被喻为“神经组织”（nerve tissue），他们通过“肌肉组织”（muscle tissue）， 即控制社会权力机构的人和教育者，把能量传给更多的人。
    为此，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平研究学者诺曼·阿尔科克提出在“自发的持续链反应”（self-sustaining chain reaction）产生集团性效应之前，和平研究者应在全世界范围内发挥积极作用。和平研究计划应该出于“情感的需要”。（注：Alcock,Norman Z,The Meaning and Purpose of Peace Research,Gandhi Morg,July 1965,pp1-11,p1-11.）他强调和平研究的应用性、实践性和研究人员的急迫感。科学家的责任在于弄清研究的基本动机。科学常常给人类带来痛苦，如大气污染、生态平衡、无法控制的人口增长、南北国家之间不断加剧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差距，以及大规模杀伤武器的不断更新等等。现在科学到了必须医治它所导致的创伤的时候了。（注：Alcock,Norman Z,The Meaning and Purpose of Peace Research,Gandhi Morg,July 1965,pp1-11,p1-11.）对许多和平研究者而言，医学与和平研究有着很大的相仿，因为医学不仅对于了解疾病感兴趣，而且对治疗和消除“不健康”的方法感兴趣。（注：Galtung,Johan（1965），Intemational Programs of Behavioral Science:Research in Human Survival,,in M.Schwebel,ed."Behavioral Science and Human Survival",Palo Alto,Calif:Science and Behavior Books.）阿尔科克和加尔通都把和平研究的本体比作医药学。政治家与和平活动家被比作医疗工作者，和平研究者被比作医药研究人员，为工作人员设计方法（出主意、想办法）。医学是以健康作为其道德目标的科学，和平研究的道德目标是建立稳定、永久、持续和普遍的和平。
    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罗伯特·诺思曾把和平研究与其他科学进行比较，认为犹如天文学取代占星术和化学取代炼丹术一样，现代社会学必须取代传统的国际关系的“一般认识”。
    （注：North,Robect C,The Race Between Destruction and Adaptability,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March 1964,pp26-28,pp26-28.）同样，博尔丁提出用“科学知识”取代“大众知识”。（注： Boulding,Kenneth （1966），Insight and Knowled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able Peace.）诺思认为，在科学取代伪科学的过程中，除了社会科学的基本形态之外，还有一些特殊困难：缺乏确切的有意义的概念、数量测定的困难、一些最迫切的问题通常是最不能控制的问题的事实，以及关于人类行为已公布的材料对其行为的未来表现形式的影响。所有这些困难使得国际关系领域运用科学方法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赫得利·布尔认为，国际关系通过感官和直觉获得的暂时性和一般特征的传统方法，总体上趋向于逻辑或数学求证或严格的实验证明过程的科学方法，主要由于这些科学方法只涉及边缘题目而不涉及问题的症结所在。（注：Bull,Hedley,International Theory:The Case of a Classical Approach,World Politics,April 1966,pp311-377.）
    密执安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罗伯特·赖特提出自然科学家应在和平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一，他们希望在特定时间内解决问题。第二，他们比社会科学家更能有效地解决自然资源问题（包括生产、运输、交流）。第三，他们设计的实验不是为了获得结果而是为了获得材料。第四，自然科学强调理论来自实践，用理论来检验其他事实，并提示怎样发现事实。它通常不先提出一个推测的前提，然后再用事实求证。罗伯特·赖特认为和平研究实验室应以自然科学家为主，社会科学家为辅。（注：Wright,Robert H,Peace Research,Chemistry in Canada,July1961.）
    前美国政治学协会提名委员会主席大卫·辛格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他提出填补行为心理学与传统政治学之间空白的要求。前者无行为描述的更改可能变得没有说服力；后者把自身限制在编纂历史事实之中，限制了自由的思考。辛格认为和平研究的优先权应放在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方面。和平研究者首先需要研究的，是态度和材料问题而不是机构和政治问题。他看到了孤立的学术问题与和平取向之间存在的冲突，感到和平活动团体与和平研究团体严格对立。辛格认为，从总体上说，和平研究说得太多，干得太少。（注：Singer,J.David,Peace Research,Peace Action,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Jan.1963,pp13-17.）
    在行为科学家研究的和平与战争问题的领域里，诺斯认为，研究战争爆发以前可能会导致战争的因素（危机研究）与研究战争之中或战争之后的因素（灾难研究）虽有诸多不同，目的都在于防止战争。（注：North,Robect C,The Race Between Destruction and Adaptability,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March 1964,pp26-28,pp26-28.）他的分类尽管没有详尽界定和平研究领域，却的确利于和平研究界定其领域。和平研究领域三大先驱之一昆西·赖特提出四种研究方法：第一，一次特殊的争论；第二，短期目标的获得（贸易合同或武器限制）；第三，长期目标的获得（增强相互间的理解，加强对联合国的支持）；第四，发展国际关系科学。（注：Wright,Quincy（1955），The Peaceful Adjus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blems and Reseach Approaches,Journal of Social Issues.vol.10,No.1,pp3-12.）从某种意义上讲，此类研究可能利于获得永久和平的总体目标。
    （三）苏东各国90年代以前的研究状况 和平研究，作为一门跨学科、跨国界的学问，自其诞生之日起，特别是在其方兴未艾之时，自然引起苏东各国的关注和兴趣。但是，苏东各国在90年代以前的和平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它基本上近于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研究。它们重视完全、普遍的裁军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缺乏西方学者视为具有显著特点的强调心理、数学方法的研究。事实上，苏东学者对西方出现的新的思想趋势感到迷惘。波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泽西·萨维基认为，西方学者对国际局势的分析太深奥、太理论化，要求实行更切合实际的、减少国际局势紧张气氛的研究方法。萨维基研究了东西方和平研究观的不同，认为这是由于社会政治背景的不同造成的。他认为一切和平研究者都应具有时代紧迫感，具有多样化思想的研究特点，萨维基反对早熟的狭隘的研究观，反对过早地对某些现象得出结论。为了更加清楚地理解某些问题的症结，他强调国际合作、相互交流观点、寻求一致的重要性。（注：Sawicki,Jerzy（1965），Perspectives on Peace Research,A paper at the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Conference,Cracow,Poland,转引Hanna & Alan Newcombe,pp18-19.）
    苏联和平研究者所感兴趣的问题主要是：第一，对热核战争可能会导致的结果的客观性估计：限制核裂变材料的扩散。第二，强调裁军问题研究、特别是裁减核弹头的紧迫性；坚持裁军后对限制武器生产条件的讨论；强调裁军对经济的影响；主张采取措施防止对裁军的破坏；主张制裁可能会毁坏裁军条约的一方；建议在裁军问题上展开对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其他问题的研究；强调采取措施保证莫斯科条约的实施；吸引人民对军备控制的兴趣；创造稳固的国际安全体系，促进各国各民族的相互信任。第三，核保护伞。 （注： Glagolev,Igor and Goryainov M（1964），Some Problems of Disarmarnent Research,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No.2,pp150-154.）很显然，苏联和平研究者的重点在“裁军研究”方面。虽然裁军研究是和平研究必不可少的一方面内容，但却偏离了和平研究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