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再次用战争打破清王朝“一劳永逸”的愿望。中英《天津条约》明确规定：“日后彼此两国再欲重修，以十年为限”，“酌量更改”。(127)中法《天津条约》亦作类似规定。这给清朝君臣上了生动的一课。随着国际法的传入，以及国际知识的增加，清朝君臣对条约性质有了新认识，开始萌生修约意识。两江总督何桂清最早看到和约与商约的不同，并知道后者可以修改，谓：《南京条约》“谓之万年和约，系一成不变之件，在广东所定者，谓之通商章程，载明：十二年后，酌量更改。”他认为，由于未看到相关条约，以致办理外交的官员不了解修约的条约规定，“误将通商章程，作为万年和约”。(128)清政府一改此前的态度，开始重视修约问题，如前所述，同治六年就“预筹修约”组织一场大讨论。虽然李鸿章主要着眼于如何拒绝对方要求，未能提出主动修约主张，却为走向这一目标搭建了台阶。由于态度较为积极，清政府在修约谈判中有所作为，取得一定成果。奕訢认为，“将来别国修约时，似亦可援此为式”。(129)
    一些大吏更进一步提出收回某些条约特权的修约设想。例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主张收回外籍税务司条约特权，“于现修约内，无论何款，不可有责成税务司字样”，“则沿海利权，不致移于外国”。(130)江苏布政使丁日昌从另一角度提出类似主张，即：将同文馆熟习外国语言文字者，派往海关学习税务，俟事理通达，即授予税务司之任，“庶各关税务司一缺，亦不致专为洋人所占”。(131)
    到光绪年间，由于国际法的传播，以及日、俄废约的影响，他们进一步产生主动修约的企望和主张。光绪四年，总理衙门咨行各驻外公使，谓：“条约每届十年准修一次，其如何增删改换，自系出于两国情愿”，“因思更修条约，贵将两国之意先行说明”，要求他们向驻在国外务大臣“诵听其颠末”。(132)一部分官员，尤其是驻外公使对此更有明确认识。李鸿章谓：“我与西约始由胁逼而成，各款多违万国通例，正思逐渐挽回。”(133)曾纪泽认为，“改约之事，宜从弱小之国办起。年年有修约之国，即年年有更正之条。至英、德、法、俄、美诸大国修约之年，彼亦迫于公论，不能夺我自主之权利。则中国收复权利而不著痕迹矣”。他区分两类不同的条约，认为通商条约“与时迁变，尽可商酌更改”。按照西洋通例，“虽蕞尔小邦欲向大国改约，大国均须依从，断无恃强要挟久占便利之理”。(134)中国也要利用商约的这种性质，“彼所施于我者，我固可还而施之于彼”。他们主张修约，主要是依据条约性质和条约规定，但已触及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如曾纪泽上奏说：“酌量公法之平颇，则条约不善，正赖此修约之文得以挽回于异日夫，固非彼族所得专其利也。”(135)并赴英外交部“谈商改条约之事”，“争辩良久”。(136)
    光绪十年，总理衙门向各国明确表达修约期望：“前与各西国所立各约，其中原有中国未尽出于情愿，勉为允许者，谅各国大臣亦所素悉。中国则于明知各约内之有损于国，无益于民者，初未尝或有不行照办，不过期望各西国渐渐可以改为和平。”(137)光绪十二年，曾纪泽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中将“重修和约”视为“中国目前所最应整顿者”，“以合堂堂中国之国体”，指出：“战后所立和约未能平允，则其怨难消。盖所立和约系中国勉强设立，中间有伤自主之体统，今不能不设法改订。”并向国际社会表示，“中国决派钦使分诣诸国，往复妥议，必不隐忍不问”。(138)诸如此类，表明清政府的修约思想，比以前更进一步，已注重从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和国家主权角度置论。这一认识愈益清晰和普遍。如驻美公使崔国因谓：“东西各国与亚洲立约，向不公平。”“骤然挽回，固难为力。然亦当步步留心，早为之计。”特别提出，“其中最不公平者，莫如两国入口之税”，“当徐思变计”。(139)不过，清政府此时并无修约的急迫心理。如曾纪泽认为，修约“事体重大，其整顿也自不免多延时日。然此一世界固非将近终穷，太阳又非行尽轨道之圈，为时尚永。中国尽为国之职分，正可以暇日行之，而无事亟迫也”。(140)
    甲午战后，清政府更为积极筹划修约，尤注重关税利权和领事裁判权。户部尚书熙敬等奏请整顿关税，逐渐收回利权，谓：“条约税则及通商各款，遇修约年分，原准酌量议改。”他以日本争得关税权与曾纪泽争得税厘并征为例，认为“利权所在，据理力争，未尝不可挽回万一”，故宜悉心了解现存关税制度的失平，“知我吃亏所在”。然后坚持不懈，“经年累月，反复申论，争得一分即得一分之益”，可与日本一样“磨砻而成”。(141)光绪二十四年，因翌年届与英修约之期，总理衙门“奏请将英约修改，藉得早定加税之议”，奉旨允准。于是拟“与各国使臣妥议加税章程，列入条约，以冀保我利权，藉收得寸得尺之效”。(142)收回领事裁判权方面，由同治年间开始的改进谋划有了更清晰的思路，伍廷芳奏请“变通成法”，提出较为完整的方案。(143)
    经过庚子事变，清政府的修约意识更为清醒，体现了更多主动性，而且从各个方面提出具体方法，以维护中国的权益。
    清朝大吏更明确提出修约要求。为应对修订商约交涉，安徽巡抚王之春提出抵制之法和“预筹修约”的建议。一方面，针对列强的要求，事先筹策。中外所订诸约，“其中不无亏损，而每届修改，辄有要求，屡烦支拄”。当今修约系“常行约章”，可以“反复驳辨”，“彼索利益，则此议抵偿”。他具体提出“议改税则必酌量相抵之法”，即“有一减必有一增”。又提出抵偿“添开口岸，展拓租界”的“要索”，并指出“日本常用此法以收回权利，成效昭然”。另一方面，“旧约失策之最甚者”，如“治外无权、制税无权”二端，“绸缪不容稍懈”。主张效法日本，派专员与外务部“考其害之重轻、争之难易，而因以筹补救之机宜”。虽然“效非一蹴可几，而事必以预而立”。(144)他们又充分利用条约规定，努力争取自己的修约权。交涉中，中方代表突破《辛丑条约》仅规定对方有权提出修约的限制，提出己方要求，谓：“既有商议二字，便是彼此可以商改。”(145)盛宣怀等认为，“加税原非各国所愿，但期满修改税则，系条约所载”。(146)即根据条约，中国完全有修改税则的权利。
    他们更进而注重从根本上“商改条约”。驻俄公使杨儒提出“保权”，在税法、租界、司法等方面，改变“反客为主”的现状。(147)在关税问题上，以往主要是从“利柄”着眼，尚未提出收回关税主权的根本问题。至宣统年间，一些官员则有了明确的关税主权认识。驻意公使钱恂指出：“各国税政均有独立自主之权”，中国却受条约约束，“不能自主”，仅实行片面协定关税，“大失持平”。他批评清政府仅知“免厘加税”，而不筹划收回关税主权。提出“断不能仅以加税作补苴之计”，当以日本为鉴，详细研究各国条约，“以预筹他日改约”，恢复中国的关税主权。并相信只要“坚忍以持，必有改正之一日”。(148)考察宪政大臣李家驹提出，“收回税关管理权”，“改正税率”，“亟应为改正之准备”。(149)
    各大吏又主张整顿内政，广泛研究条约，为修约创造条件。两江总督刘坤一等称，和局大定之后，“即行宣示整顿内政切实办法，使各国咸知我有发奋自强之望、力除积弊之心，则筹议修约时尚可容我置词”。(150)杨儒提出，“非审酌时宜，更定律法，则外人断不肯就我范围，而约章终不可改”。援照东邻日本成例，“时局之挽回可望”。(151)东三省总督锡良提出“改东三省通商条约”，认为“为今之计，可与各国密约以数年为限，为我预备开放之期，届期之日收回治外法权，准其杂居内地”。(152)张荫棠谓：列强“视吾国为半开化之国，未许同人于国际公法范围之内”。要收回关税主权和领事裁判权，“须于内政、外交一一布局预筹，非旦夕可以收效”。(153)
    总之，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更积极主动地筹划修约，形成较为完整的思路。从全面反思和批判传统驭外之道，到重视国际公法中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意识，注重条约本身的规定，又进而筹划内政改革，创造收回主权各种条件，等等，这些表明清政府的对外观念和意识有了很大改变和进步。不可否认，清政府仍缺乏坚定的决心，更谈不上废约意识，又无整体的修约筹划，且无法彻底摆脱传统观念的羁缚。这就使得它所作努力成效甚微，不可避免地制约着修约的进程，实际上仍处于“预筹修约”阶段。此后经过民国时期的努力，迄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才彻底清除不平等条约的残余，按照国际法规范与世界各国真正建立平等的条约关系。
    注释：
    ①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411页。
    ②研究近代中外条约的代表性著作有，李文海等《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郭卫东《不平等条约与近代中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李育民《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中国废约史》(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近代中外条约关系刍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侯中军《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代表性论文有：李育民《论清政府的信守条约方针及其变化》(《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罗志田《帝国主义在中国：文化视野下条约体系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侯中军《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及其评判标准的探讨》(《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等等。
    ③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35页。
    ④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516页。
    ⑤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毂梁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页。
    ⑥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1436、1671、1682、971页。
    ⑦《史记》卷47《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550页。
    ⑧凯尔森：《国际法原理》，王铁崖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73页。
    ⑨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3、217、499页。
    ⑩惠顿：《万国公法》，丁匙良译、何勤华点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3、164页。
    (11)《耆英又奏应行添注各条已另列一册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