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日前举办的“近代史研究的再思考”的学术沙龙上，张海鹏等人对于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问题，提出了颇有意义的见解。如朱东安从近20年来近代史学界有人对于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的评价先后发生巨大反差的现象，提出史学研究要不要坚持科学性等问题。他认为：历史学是人类历史在历史学家头脑中的反映，只是他们对人类历史的主观认识与表述，并不就是历史的本身，其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历史的客观性，完全取决于历史学家的水平与能力，因此评价一部史学著作或史学论之文学术价值的客观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其所含科学性的成分，真正优秀的史学论著应是主观与客观的高度统一[1]。我比较同意朱东安提出的问题和所持的观点。历史是一门科学，研究问题所下的结论必须有理有据，这就是观点与材料的统一，探索社会发展规律也要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另外评价历史也有个公平公正问题，如历史上的革命战争（或说是造反），总会带来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究竟谁应负责，双方当事者都可能指责对方，对此后人如何评判、如何分析鉴别有关论据，就有个公正立场问题。对有的当事人还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否则易为有些耍两面派的人所欺骗，而评判者也要避免感情用事，要用理性去审视，使个人的主观认识尽量符合真实的客观。又有学者称：太平天国的热烈赞颂者与批判者已形成势均力敌的两大流派。本文不准备附和这两大流派中的任何一派，而试图对它给以一个客观公平真实的历史定位。下面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
    一
    对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并领导太平军反清起义如何评价，近年来出现越来越大的分歧。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把洪秀全与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称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向西方求真理的一派人物，是先进的中国人。对此有人不表同意，理由是洪秀全学到的不是近代中国需要的西方资本主义真理，而是西方千百年的历史陈迹基督教，所以他没有、也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前头，指引历史潮流前进，算不上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亦有人为之辩解，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已经超越以往的起义农民，开始睁眼看世界，迈开了向西方探求真理的脚步，是带有先进的意向的。
    要说洪秀全向西方求真理，他没有到过西方，也没有说过要求什么真理，只是在1836年应试时在广州龙藏街得到梁发编写的《劝世良言》。他最初拿到这部书时不大重视，回到家中稍做浏览便放下了。1843年最后一次考试失败后，据说对此书做了详细探讨，看来他的收获有两点。
    第一，使洪秀全树立了上帝是惟一真神的思想。梁发在《劝世良言》中说“神爷火华曰：除我外未有别个神也”，还说写此书的意旨在于“劝人不要拜各种神佛之像，独要敬拜原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为神”，即“除了这至尊独一真活神天上帝称父子圣凤者外，其余人类所立之神佛菩萨，皆不是神，亦不该奉拜”[2]。洪秀全据此还加以发挥说：“皇上帝天上凡间大共之父也，死生祸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由其造成。仰观夫天，一切日用星辰雷雨风云，莫非皇上帝之灵妙；俯察夫地，一切山原川泽飞潜动植无非皇上帝之功能。”[3]看来这个万能的皇上帝，可以说是从西方学习得来的。至于洪秀全最初为什么接受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并推重为惟一真神，原因是他认为这个洋上帝有赐给作为君王的权力，并以此对抗中国传统的天命思想。清朝皇帝称为“天子”，他也是上帝的儿子。他还把上帝由惟一真神扩大为上帝家族，耶稣是上帝的长子，洪秀全为次子，后又增加三子冯云山、四子杨秀清、帝婿萧朝贵，成为一个上帝大家庭。这就把反清起义的领导班子神化了。
    第二，洪秀全在太平军起义初期推行平均平等政策，可能学习到西方原始基督教的朴素平等和带有平均色彩的公产制思想。如《劝世良言》除宣称上帝是惟一真神外，还说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世界之上，则以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一般，并无各国之别。”原始基督教主张一切财产公有。《新约·使徒行传》说：“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旧约·民数记》第26章云：“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照人名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各人。”这种主张财产公有的平均平等思想，据说是最早的基督教的公社原则，恩格斯对此曾有所论述。太平军起义之初，利用拜上帝教组织群众团营，首先碰到粮食供应问题。据《天情道理书》载称：“金田起义之始，天父欲试我们弟妹心肠，默使粮食暂时短少。东王西王诰谕众弟妹概行食粥，以示节省。”为了在物质上适应战争，洪秀全等决定实施圣库制度。团营信徒“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4]（P870）。当时在军中实行食物供给制上至天王，下至士兵，一律不支常俸，礼拜钱和粮米油盐都有定制，只在吃肉上有区别。这种制度的施行外国刊物也认为是“共同生活的实现”[5]。这种公库制度据说由洪秀全根据《圣经》命名为圣库，这说明他认为这种制度亦是他向西方学习带来的影响。
    从以上两点看来，说洪秀全学到的不是近代中国需要的西方资本主义真理，而是西方千百年的历史陈迹基督教，似乎是有事实根据的。不过对基督教义的理解，也不是没有分歧。我认为洪秀全的宗教思想和神学理论与德国农民战争中闵采尔的观点相近，而与《劝世良言》阐述的基督教义不同。梁发宣扬信奉上帝，“死后有天堂永福可享”，但劝人生前“遇了艰难”要“忍耐顺受”，“安贫乐业”。这就使不满现实的洪秀全难以接受，并曾针锋相对地说：“过于忍耐或谦卑”“殊不适应于今时”[4]（P864）。另外他还解释“天国”的含义说“天上有天国，地下有天国，天上地下同是神父天国，勿误认单指天上天国”，而“地下天国”就是“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创开天国”[6]（P77）。他这里虽然用的是宗教语言，但死后的天堂变成人间天国，对参加起义群众的号召力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