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环保局批准了汽油生产商之间的铅排放信用交易计划。按照规定，如果汽油生产商生产的汽油铅含量低于规定的标准，它们就会取得相应的铅排放信用。1985年，环保局颁布了一项法令，允许生产商储存铅排放信用。当铅排放削减获得阶段性成功后，环保局于1987年终止了这一制度。值得肯定的是，铅排放交易制度在实施其环境目标上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对节约环保成本也是相当有效的。环保局估计，因执行铅排放交易制度，每年可节省大约2.5亿美元的成本，如果不考虑铅储存项目，较其他类似的制度节省约20％的成本。
    里根政府在自然资源政策方面的变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施矿产租让计划，二是将联邦土地私有化。
    根据《1872年采矿法》，美国联邦政府有权对联邦土地上的硬石采矿进行管制。里根政府之所以采取相关的放松管制政策，是为了在联邦土地上进行更多的矿产开采，以减少美国对某些战略性矿产的进口依赖。在预算方面，里根政府减少了对矿产资源加工、替代和回收的研究开发的支持，强调对联邦土地进行更多的勘探开发，主要措施是实施矿产租让计划，将能源矿产转移给私人。不过，根据有关的法律规定，煤炭和外部大陆架石油的租让价格不能低于“公平的市场价值”。如果联邦政府认为矿产租让的价格低于政府估算的“公平价值”，一般有权拒绝拍卖。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届政府一直坚持这一原则。而里根政府不顾这些惯例，鼓励进行更多的租让，不管其价格是否低于“公平的市场价值”。在国会已授权内政部在决定何时何地发放联邦矿产租让权的情况下，里根政府决定加快对外部大陆架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租让进程。内政部长沃特建议租让至少10亿英亩的面积，但这一建议遭到沿海各州和环保组织的反对。
    里根政府还通过其他各种方法加快对联邦控制的能源资源的私有化，提出扩大对在国家野生生物保护区的石油天然气的租让计划，但这一政策也引发了许多法律诉讼。[33]1982年2月，内阁经济事务委员会通过了一项资产管理计划，授权白宫专门工作组将“多余的”的联邦土地卖掉，联邦土地私有化的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里根在1983年财政年度的预算中要求在5年内出售联邦土地(除去阿拉斯加)的5％，约为1418万公顷。1983-1987年，从该计划中可以得到的收入共为17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土地管理局和林业局所出售的土地。1983年2月，林业局宣布将寻求法律授权来处置由其管理的多达243万公顷的土地，同时还提出了各州考虑用来处置的土地的具体数量，其中比较高的数额包括蒙大拿州的35万公顷，以及联邦政府在俄亥俄州土地的36％。与此同时，土地管理局也提出一个处置土地的计划。[34]资产管理计划在公布后立即遭到了有关方面的强烈反对，主要的反对者是环保主义者，还有林业专家和西部的很多政治家。面对这种情况，林业局不得不放弃将这一立法提交国会通过，同时宣布从资产评估计划中取消了内务部的土地，因为担心这一计划“正在损害总统在西部得到的支持”。[35]
    总之，在里根政府的自然资源议程中，加快矿产资源的开发是其优先考虑的问题。私有化和减少联邦政府的管制是取得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但其实施效果差强人意。
    三、里根政府环境政策改革的制约因素和特点
    里根政府在其第一任期内试图通过行政策略促使美国环境政策发生实质性变革，但国会、法院、环境非政府组织对里根的政策变革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从而使其环境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尽管国会在一开始与里根政府合作，尤其是在环保预算削减方面，但在环保主义者和国会民主人士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国会不久就转而维护现存的环境政策。值得肯定的是，国会在阻止里根环境政策变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行政部门提出的绝大多数环境法律修正提案在国会未能通过。另一方面，国会不断地批评总统对环保局和内政部的管理，特别是对环境局局长伯福特和内政部长沃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最后迫使两人于1983年年底辞职。由于对行政部门严格执行政策缺乏信心，国会开始致力于制订更加细致和严格的环境法律。如在1984年修改了《资源保护和恢复法》；1986年通过了《超级基金修正案和重新授权法》；1986年通过了《安全饮用水法》。
    法院在环境法律诉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律诉讼的主要影响是延缓而不是阻止行政部门的反环保行动。到1983年底，法院共受理针对内政部的约4000件法律诉讼。通过法院的判决，该部门的许多煤炭、矿物和石油租借项目最终被冻结。不过，一旦法院判定行政机构的决定有缺陷，他们通常要求行政机构修改相关的建议，以达到相同的管制目标。
    环境非政府组织不仅通过法律诉讼挑战里根政府的反环保行动，而且通过国会和公共舆论来施加他们的影响。他们在保持主要环境法规的完整性和迫使里根最初的任命官员离职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他们在初期几乎完全被排除在行政决策中。虽然在戈萨奇和沃特辞职后，他们在行政部门的决策中发挥了咨询作用，但与卡特时期相比，其影响力已大大降低。
    尽管如此，里根环境政策变革的一个出人意料的后果是加强了美国的环保力量。“由于里根政府在环境政策方面的放松管制政策，里根在事实上创造了全国性和地方性环境组织可以借以组织的政治问题。他们成功地动员和吸引了一大批遭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维护的民众。”[36]结果，全国环境非政府组织性的成员在80年代后期猛增，新的地方性环境组织也不断壮大，这为各级政府的环境行动增加了新的政治动力。例如，山地俱乐部的成员从1980年的18万人增加到1990年的60万人。荒野协会的会员从1980年的4.5万人增加到1990年的35万人。环境组织成员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强烈关注和对环境政策的日益支持。[37]80年代的民意调查显示，在里根执政后期，公众对改善环境质量的支持度明显增加，这也意味着公众对里根的环境政策的反对力量在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