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帝国末日出现如此严重的信仰危机和思想分歧，拜占廷民众丧失了理想追求，因此也丧失了捍卫帝国首都的意志，其中作为反对教会合并派领袖的鲁卡斯大公，在目睹土耳其大军逼近首都城墙时，“胆敢公然说出反对拉丁人的话：‘宁可看到首都中心区出现土耳其人的缠头巾，也不愿看到拉丁人的三重法冠’”。⑦末代帝国民众出现如此严重的离心离德现象不仅仅是逆反情绪的宣泄，更重要的是信仰崩溃产生的迷茫，是对其世代坚守的理念被强制扭曲而爆发的愤怒，是丧失了崇高理想而生出的自暴自弃的心理。
    正因为末代帝国爆发的信仰危机和思想混乱，才导致从上到下的背叛行为，这在土耳其大军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愈发显得严重。前引此役亲历者莱奥纳多就惊呼：
    哎呀！希腊人中怎么那么多叛徒，这个国家怎么这么多贪婪的背信弃义者！皇帝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恳求他们，希望他们借一些钱给他，但是他们发誓说他们的钱借光了，因为世事艰难早已耗尽了他们的钱财。但敌人后来发现他们隐藏了相当多的钱财。⑧
    参与废都保卫战的威尼斯外科医生巴尔巴洛在记载中也证明了莱氏的说法，他讲述的一个具体事例充分表现出末代帝国民众精神颓废的生动图景。当城墙被土耳其军队大炮轰击坍塌后，急需将紧急征集来的一些壁炉运上前线修复城墙：
    当这些壁炉架装好车时，它们被送到了广场上，我们的总管下令希腊人把它们马上运上城墙，却遭到希腊人的拒绝，他们说除非支付给他们报酬才执行命令，当晚就此发生了争执，因为我们威尼斯人愿意支付给那些运送壁炉的人现金，而希腊人却不想支付报酬。最终当这些壁炉被运送到城墙上的时候，天色已晚，它们还是没有被运到城垛之间用于抵抗进攻，最终由于希腊人的贪婪，我们最后也没有用上这些东西。⑨
    读者可以想象，在城破国亡的最后时刻，拜占廷民众的信仰危机严重危害着城市的防守作战，以至于末代皇帝在最后的演讲中含泪哀求其臣民：
    我请求、祈求你们了，如果你们还对我有些微的情感，那么就展示出应有的荣誉感，服从你们的领导、将领、百夫长，每个人都根据各自的官阶、军职和职责行事。⑩
    显然，作为拜占廷帝国精神支柱的东正教信仰是维系末代帝国民众的精神纽带，是促使普通民众效忠于皇帝的思想核心，也是他们世代保持其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精神家园，更是他们自认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身份认同。一旦这个信仰传统被否定，末代帝国民众便失去了精神支柱，他们保卫帝国的意志便遭到无情打击和瓦解，他们捍卫京都的斗志也因此丧失。
    拜占廷帝国灭亡之际，其民众因为东正教屈服于天主教而陷入信仰危机和思想混乱，必然严重影响其挽救民族危亡的信心，而对宗教问题的争论更加剧了人心的离散，不仅打击了有识之士的救国之心，制约了他们能力的发挥，而且加剧了整个社会麻木不仁、得过且过的氛围，末代帝国首都成为是非不分、奖罚不明的场所，使得小人当道，恶行频发。这样的场景在君士坦丁堡战役幸存者的记载中比比皆是。
    事实上，末代帝国朝野上下、君臣之间似乎都缺乏具有洞察力和政治远见的人才，没有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杰出领袖人物，当奥斯曼土耳其人有条不紊地准备攻打君士坦丁堡时，他们或者看不到即将到来的灾难，或者看到了而拿不出救急方略。前引斯氏就此写道：
    我们的皇帝看清了他(苏丹)明白无误的谋略，急于首先采取行动使用军队，以便组织城防计划的完成，但是一些元老、教士、市民坚持说，我们不要招惹他发怒……这使得皇帝改变了主意；他们一致阻止皇帝采取行动，直到苏丹的计划最终完成了，他们才清醒过来，看到这个城堡要塞完工了，认识到他们的行动多么愚蠢。
    与其说这些元老、教士、市民看不出土耳其人围困帝国首都的战略，还不如说他们丧失了自卫的决心，因此“一些毫无价值无所事事的贵族和城里的居民带着他们的金银细软仓皇逃亡，因为他们恐惧战争和我们的敌人。当这一消息报告给皇帝后，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他们，而是陷入了深深的沉思”。(11)面对首都居民这种人心涣散的现象，末代皇帝毫无作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设法改变局面，而是听之任之。这不仅反映出民众的失败情绪，也反映着帝国统治阶层的无能。前引莱氏也注意到了，末代帝国朝廷根本没有进行充分的备战，当土耳其苏丹调动一切资源周密部署围攻废都之际，拜占廷人没有组织任何像样的抵抗力量，也许他们已经组织不起有效抵抗了，他不无嘲讽地写道：
    我们的人确实很友好，希腊人大部分都热爱和平，他们操持着盾牌和长矛，也有弓箭和刀剑，但都是本能地挥舞着而没有任何技巧。(12)
    说穿了，用于防守城池的拜占廷军队只是不足5000人的散兵游勇，他们既没有组织也没有训练，用来抵抗数十万攻城部队，简直就是以卵击石，必败无疑。也正因为如此，皇帝将城防重担交给了雇佣军，委任热那亚人乔万尼担任城防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