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国各民族形成以武汉为中心的空前大团结，各省市纷纷派出各种代表团，到武汉或经武汉赴前线开展抗日工作。如1937年12月12日，重庆市抗敌后援会战地服务团90多人，携带大批慰劳品抵达武汉；1938年1月9日，广西女学生军和上海女青年会在武汉市党部大礼堂举行抗日演讲会，然后分赴前方工作。翌日，广东慰劳团也到达武汉，然后分三路奔赴前线。15日，贵州妇女战地服务团又到武汉。4月7日，蒙汉回族联合慰劳团，在武汉献旗劳军，并通电全国，决心团结抗日，保卫国土，等等。
    （三）武汉时期也是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最踊跃、最热烈的时期，是祖国人民与海外华侨最团结的时期。如为支援祖国持久抗战，暹罗华侨在此期间曾组织两批义勇队共149人回国杀敌， 菲律宾华侨组织青年战时服务团，马来亚华侨组织汽车工人服务队等回国参加抗战工作。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会长胡文虎）以祖国抗战举行筹赈大会。筹得30余万元购买祖国急需的绷布供救难赈灾之用。与此同时，华侨在各所在国也积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支援祖国抗战活动。如1937年12月14日中国留学生在巴黎成立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第二天新加坡、30日菲律宾马尼拉市、5月9日美国纽约州、6月2日芝加哥、3日旧金山等地的华侨， 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这些活动不但激发了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也唤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巨大同情和支持。
    （四）武汉时期还是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国际团结最突出的时期，开始形成以支援中国抗战为中心的国际反日统一战线。抗战初期中国政府、共产党和宋庆龄向世界人民发出的谴责日本侵华暴行、批评英美等国对日绥靖政策、支援中国抗战的呼吁，这个时期开始得到广泛的响应，特别是宋庆龄在1938年6 月联络国际著名人士组成的“保卫中国同盟”高效率、高信誉的工作，更是这时期获得众多国际援助的重要保证。此时，宋美龄以其中国“第一夫人”和虔诚基督教徒的特殊身份，也做了许多工作，如1938年1月5日，她特电曾在中国当传教士30多年的美国浸礼会牧师史提芬士，请劝美国政府和人民进一步抵制日货，并停止对日进出口贸易，得到积极响应。
    当时最大的几个反侵略国际和平团体如“国际和平运动会”、“国际反侵略大会”、“国联同志会”、“国际反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等，先后召开特别支援中国抗战的大会及活动，发动所属组织及请求各国政府采取抵制日货等一切有效措施制裁日本。最珍贵的是各国还对中国提供资金、物资和派遣各种军事、医疗、记者等人员的援助。
    这些援助一般都集中到武汉或由武汉分配到其他各处。如苏联以政府名义派“苏联空军志愿队”直接参加武汉空战，战绩突出。为此， 4月4日，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向苏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提出抗议， 李当即予以驳斥，指出苏联援华，“完全依照一般公认之国际法标准”。（注：《武汉日报》1938年4月6日。）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加、美医疗队，印度国大党派遣的爱德华大夫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则由武汉转道到华北八路军根据地。国联为协助中国防疫也特派卫生专家穆塞教授、劳勃生博士、兰斯特将军等多人来到武汉，然后分三路分赴西北、华中、华南三地工作。
    特别要指出的是朝、德、日三国的援助。7月4日和10月10日，朝鲜友人先后在武汉成立“朝鲜青年战时服务团”和“朝鲜义勇队”，宣布参加中国抗日战争，并在抗战过程中争取祖国独立。德国的希特勒政府虽然站在日本侵略者一边，在这个时期承认所谓“满洲国”，但人民却支持中国抗战。5月5日， 该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到武汉， 赠送中国药品400余箱。3月23日，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及夫人池田幸子，不顾日本法西斯的迫害，冲破重重障碍抵达汉口，对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中国抗战，乃为东亚之和平，最后胜利必属中国。从此，鹿地亘夫妇在中国参加了一系列抗日活动，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后来，日本女作家绿川英子也来到中国，8月31日在武汉发表《致中国前线将士书》， 表示愿意留在武汉从事有益于抗战的工作，希望中国前线将士无情打击侵略者。此外，在日本侵华士兵中，也不乏同情中国者。2月28日， 由日抵沪的一营日军发起反战运动，虽然遭到镇压，但却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武汉抗战这样一个短时期内，能获得如此广泛的国际援助，在抗战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民主政治气氛的闪现
    原先中国实行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白色恐怖下，一切救国、民主、进步党派团体及报刊都受到镇压，抗战初期也受到种种限制。武汉时期这种情况则大有改观，其重要标志如：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开幕典礼虽在重庆举行，实际日程在武汉洛珈山原武汉大学校舍内进行。这次大会可以称为蒋介石执政的历史上国民党唯一的一次比较团结、民主、进步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制订了在一定程度上能容纳共产党和其他爱国民主党派活动的《抗战建国纲领》。（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上），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55页。）
    根据《抗战建国纲领》，7月在武汉召开了第一届国民参政会， 各党派有了一定程度的参政权。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员都为抗战及民主政治积极献策，提出一系列提案。政府各部则向参政员报告工作，如财政部长孔祥熙报告了财政情况，政治部长陈诚报告民众组织训练事项，并接受大家质询。
    在如此民主的气氛中，中共在国统区首次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公开、合法活动的机会。中共中央机关报《群众》杂志、《新华日报》先后在武汉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