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各种新的抗日民主团体和报刊杂志，也在武汉如雨后春笋似涌现出来，其中有在武汉新成立的，也有南下东来的，重要的有：《全民月刊》（沈钧儒为社长）、全国抗日大同盟、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方振武等21人为执行委员）、武汉文化界行动委员会（音乐组长冼星海，戏剧组长阳翰笙等）、全民通讯社（社长李公朴）、《战时青年》（创刊号刊登周恩来写的《现阶段青年运动之性质及任务》一文）、儿童保育会（方振武、沈钧儒、郭沫若等百余人所组织）、全国歌咏协会（冼星海、吕骥、贺绿汀等35人为执行委员），东北抗日总会主办的《反攻》半月刊、《少年先锋》（茅盾、叶圣陶主编）、中华基督教全国联合会（蒋介石名誉会长，冯玉祥为会长）、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筹设之儿童保育会（宋美龄、史良、李德全、邓颖超、刘清扬等51人为理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各地作家300 余人及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参加，选举郭沫若、茅盾、夏衍、胡风、老舍、巴金、郁达夫等45人为理事，周恩来、陈立夫为名誉理事）、《战地》（丁玲、舒群主编）、《自由中国》（执委周扬、夏衍等）、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成立会上由郭沫若、张季鸾、沈钧儒、杜重远、邹韬奋、潘梓年、阎宝航、史沫特莱、范长江等致词）、民先队总队（总队长李昌，组织部长于光远等）、全国战时教育协会理事会（王卓然、范文澜、黎锦熙、顾颉刚等人为理事）、《全民抗战》（邹韬奋、柳堤编辑）、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蔡元培、冯玉祥、郭沫若、何香凝为名誉主席，徐悲鸿、吴作人为理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孔祥熙为理事长，宋美龄为名誉理事长，路易·艾黎为技术顾问，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人士邵力子、翁文灏、张治中、林祖涵、董必武、邓颖超、沈钧儒、黄炎培等20人为理事）、《救中国》（主编胡绳）等等。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中，外来迁汉的各种文化团体近200个， 在武汉复刊和创刊的报刊达212种，出版社50多家。
    在一个短时期的一个城市内，涌现出这么多救国救亡的团体和刊物，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三次，武汉是第三次， 也是最后一次。 前两次是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中国留学生革命运动中的日本东京和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可以说，这些团体和刊物，是中国近代三次特殊的救国救亡运动高潮的产物，而武汉这一次的出现，与当时国民党、国民政府原先的统治体制被日本侵略所打乱，新的体制还来不及建立，在临时首都武汉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因而出现比较宽松的民主气氛有关。所以这是特殊的武汉时期中国政治的产物。
    武汉失守后，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在大后方专制统治的巩固，这种民主气氛就渐渐消失了。
    进步景象之明朗
    在抗战时期，衡量进步与倒退的主要标准是：坚持抗日还是妥协，坚持团结还是分裂，坚持民主还是专制。在这方面，以上的论述，已经说明武汉时期团结抗日和民主政治的良好状况，因此也表明了它是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大陆年代最进步的时期。此外，还有以下事实，进一步证明这个时期的进步性。
    首先，国民党政府表现出“九一八”和“七七”以来最大的抗日坚决性和积极性。1938年1月8日，在汉口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终于决定改变抗战策略：由守为攻。因此，这个时期国民党蒋介石惩罚抗战不力者、奖励积极抗战者的态度也比较鲜明，如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新编第五师师长檀自新，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伟等一批高级将领，都因逃跑，抗战不力，或不遵命令，贻误战机等罪名，被蒋介石命令、军法处审判后，在武汉枪决。须知像韩这样的人物在军阀混战时期其地位如蒋介石、阎锡山，因此，枪决韩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而且，2月1日，蒋介石还通电全国，以韩复榘为例，警告各级将领：“今后如再有不奉命令，无故放弃守土，不尽抗战为能事者，法无二例，决不宽贷。”（注：《中华民国大事记》第4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45页。）而王铭章等一大批将领则因在抗战中奋勇歼敌， 或为国捐躯而受到国民政府的褒奖。
    与此同时，国民党蒋介石对八路军的抗战功绩也多次表示肯定和赞扬。1938年1月17日，八路军将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 贺龙在洛阳会见蒋介石，蒋对八路军出师以来积极支持正面战场，屡创日军的行动表示慰勉，并称赞五将领，说林彪在平型关打得好，刘伯承智计过人，不愧是军事家。（注：《中华民国大事记》第4册，第238页。）2月18日，蒋又以八路军在晋东南连战皆捷， 特电第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叶剑英转朱德、彭德怀总、副指挥嘉奖。这种情况，在武汉抗战结束后，再也没有出现。而代之以不断攻击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和“破坏抗战”，甚至不惜以制造不断的“摩擦”和发动“皖南事变”，武力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
    其次，这时期国民党政府对降日政治活动的抵制比较坚决。这时期陶德曼调停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国民党最后实际上拒绝了日本的苛刻条件。1937年11月3日，陶德曼走访蒋介石，转达日本关于中日和平的7项条件：内蒙自治，华北建立非军事区，成立亲日政府，扩大上海非军事区等。南京失陷后，日本又追加了扩大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对日赔款等条件，国民党政府感到难以接受，未予答复。 所以到次年1月，日本才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汪精卫是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对抗日持妥协态度，一直受到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多数领导人的抵制。10月12日武汉失守前夕，武昌举行最高国防会议，会后，蒋介石、汪精卫、白崇禧、冯玉祥等在一起聊天，汪说：“说抗战就可以了，还要抗到底，这怎么讲呀？”白和冯回答说：“把敌人打败，赶出中国去，就是抗到底。”“收复失地，不仅东北，台湾都交还，倭寇投降，就是抗到底。”汪扭过脸去，对蒋介石说：“他们两人是做梦不是？”冯玉祥站起来愤愤地说：“做梦？你知道有人做梦当主人，有人做梦当奴才！”（注：《二十世纪中国大博览》，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8页。）汪被骂得无地自容。
    这时期的政治进步还表现在对腐败现象的打击。1937年12月4日，蒋介石致电行政院及各省军政长官，对所有文武各级官佐，倘有贪污不法，舞弊营私或侵渔公款，或克扣军饷，或藉端剥削索诈民财者，一经查出，悉以军法从事，无论职位高低，皆必严加惩处。次年1月31日，蒋又特令军部督饬各区严禁假借征兵索诈。（注：《武汉日报》1938年2月1日。）6月27日，国民政府还正式公布了《严惩贪污暂行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