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抗战时期中国政治进步的原因
    以上中国近代史上最团结的时期和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大陆最民主、最进步时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各种复杂因素促成的。
    首先一个因素也是最主要的因素是这个时期日本执行坚决推翻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的方针。从1938年1月16 日日本近卫首相公开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开始，一直到10月武汉失陷，近卫首相和日本军部一再重审这个坚决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方针，并且在军事上采取迅猛推进，速战速决的战略，从而使蒋介石除了投降或抵抗之外已没有其他任何圜转的余地。而“投降”，对于蒋介石这个有民族主义和顽强性格的政治家来说是不会轻易接受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的一个重大错误，也许在于这个时期完全低估了蒋氏的这个品性，没有看出蒋与汪精卫的区别，以为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他会与汪一样屈膝投降。
    同时，日本侵略者不仅要推翻国民党的政权，也把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及全国各阶级、阶层民众即中华民族都置于灭亡的境地。中国亡国灭种的危机，武汉时期比任何其他时期都更加严重。因为以前的抗战初期，蒋介石以为通过国联制裁、陶德曼调停或稍作抵抗和妥协等，能制止日本的无限制的进攻，国民政府或可在失地不太多的情况下苟安；此后的时期，因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改变了坚决灭蒋方针，同时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壮大，这又使他有了摩擦反共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通过这样的比较可以显示出，日本侵略者对国民政府的压迫和严重的民族危机，是武汉抗战时期国民党采取进步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一个因素是共产党和各爱国民主党派与国民党的独裁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事实上，即使是在武汉抗战时期，国民党也没有放弃一党独裁的愿望。如1938年1月21日， 叶青发表文章称：“国民党是一切党派中的骄子，它以外的党派，根本不能与它讲平等”，“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注：叶青：《关于政治党派》，载《血路》第2期，1938年1月。）2月6、7日， 国民党军统的《扫荡报》又连续发表类似内容的文章和社论，谬称“在共同信仰三民主义之下，就不应该有‘国共合作’的名词”，诬蔑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和新四军为“封建割据”，“必须一律取消”；“游击队只能受正规军节制而动作，绝对不能独立自由动作”，否则就是“破坏信仰统一，军令统一……必须一党专政，如有反对一党专政者，即无异于破坏抗日”。（注：茹春浦：《一个主义，一个信仰，一个最高统帅》，载《扫荡报》，1938年2月6日。社论：《强固统一》，载《扫荡报》，1938年2月6日。）7月12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还发出这样的指令：宣传共产主义仍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严加取缔。
    对此，连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少壮派也认为不识时务。他们的组织中山学社在所编的刊物上发表重要文章《国民党向何处去》，指出其他政党的存在乃是既成事实，当此非常时期应允许“党外有党”，“可使民众得到发挥政见的机会，减少他们对本党误会”。（注：《中山周刊》第7期，1938年3月。）
    中共中央则在3月1日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三项提议：一，建立包括各抗日党派共同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党派仍保持其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二，建立真正代表公意的全国民意机关；三，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民众运动领导机关，以动员和组织民众共同抗日。共产党的斗争，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及国民党内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李德全等民主派的响应。4月14日，宋庆龄与何香凝联名发表文章， 提出重整党纪，实行民权，停止党派斗争，贯彻抗战建国目的，严惩汉奸及改善庶政等。（注：《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载《武汉日报》1938年4月15日。）
    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内部进步人士的斗争，使国民党的独裁政策在武汉抗战时期比其他时期有最大限度的收敛，这也是前述中国政治进步各种表现的不可缺少的一个原因。
    再次，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也与武汉地理位置有关。因为武汉地处北方和东部沿海沦陷区民众从陆路南下和水路西撤的必经之地。因此一时精英云集，造成一个特殊的人文环境，此其一。
    其二，国民党弃守上海、南京后，决心保卫武汉，并把抗日指挥中心和临时首都设在武汉，表现出过去没有过的抗日坚决性和积极性，再加上日军在占领北方和东部大片中国领土后的消耗和局限，给中国民众一种错觉，以为武汉可以保住；即使认为是持久战的人，也以为有可能在守住武汉的情况下，进入相持阶段。上述1938年2月毛泽东、 任弼时给周恩来及八路军各高级将领的电报，就流露出这种心情。反对对日妥协。一向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没有信心的陈独秀，在1937年8 月出狱后到武汉进行抗日宣传，也对这时期的抗战状况表示乐观。他说：“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人民不应该再怀疑政府了。”（注：陈独秀：《“言和即为汉奸”》，见《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9页。 ）他更赞扬抗日军人：“这一次的抗战，军人确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勇敢牺牲的精神，是可钦佩的。”（注：陈独秀：《抗战期中的种种问题》，见《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399页。）直到1938年7月14日，武汉不保的舆论流行时，他还在中央广播电台上发表这样的讲话：“只要我们再困苦支持半年以上，守住武汉不失，敌人便会知难而退……我们便能够在战败破产的废墟上，加倍努力，复兴我们的国家民族”；“我们便有希望”。（注：陈独秀：《抗战中川军之责任》，见《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487页。）所以，一般撤退下来的人士都驻足武汉，而不是不停顿地向大后方疏散。
    另外从国际环境来看，国际上，由于宋庆龄等人和各国来华记者的宣传报道，世界舆论了解日军侵华暴行，普遍同情中国，而又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爆发，各国政府、民间团体及华侨有条件给中国以实际的援助。
    武汉时期的特殊性对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深远影响
    在武汉时期上述特点中，即在团结、民主、进步的气氛中，产生了两大成果，对以后中国政治的发展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为在武汉失守后的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及新中国建设，培养锻炼了一大批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科学、宣传教育和文学艺术工作的人才和领导骨干，如周恩来、秦邦宪、冼星海、阳翰笙、田汉、贺绿汀、吕骥、潘梓年、钱俊瑞、茅盾、周扬、夏衍、丁玲、李昌、于光远、范文澜、楼适夷、胡风、胡绳等人，在武汉抗战时期先后在武汉工作过。
    二、爱国民主党派和进步势力大集结与迅速壮大，为以后形成“民主同盟”，建立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一战线准备了条件；也为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及建立新中国联合政府--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提供了经验。
    同时，对于国民党来说，武汉时期也留下一大历史教训。正如周恩来在10月5日武汉记者学会举行的晚会上讲话所说：“15 个月来的抗战使中国有了空前的巨变和绝大的进步，这些进步给我们抗战有力的保证，使我们相信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我们英勇战争的事实，粉碎了妥协投降的空气。”（注：《周副部长讲演：争取抗战胜利问题--在记者学会晚会上》，《新华日报》1938年10月6日。）当时蒋介石、 国民党政府的威信是很高的，全国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如果坚持并发扬以上武汉时期团结、民主、进步的优点，那么抗战结束后，就能建立新中国。中国就可提前几十年实现现代化。就是说，历史曾经给蒋介石、国民党一个难得的机会。可是他们没有把握住，而是向分裂、专制、腐败的道路倒退，终得到1949年那样的结果。所以，国民党实际上是被它自己打败的。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武汉抗战时期团结、民主、进步的政治气象表示了一个国家的人心和人气。武汉抗战再一次以事实证明了这一条千年不破的真理。什么样的政权能得民心，长治久安；什么样的政权违背民心，终将灭亡，武汉抗战给了最明确的回答。武汉抗战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的最大历史价值，却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