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移民法》（又称《合法移民改革法案》）希望通过制定移民限额的方法来限制移民的数量，但实际上1990年的法案明显具有扩大移民数量的倾向，被认为是20世纪最宽松的移民法。该法案扩大了合法移民的限额，从原来的每年27万人增加到67.5万人，从而使每年移民的限额达到了20世纪的最高水平。家庭团聚移民仍享有较大的优先权，每年的家庭团聚移民限额为48万，技术移民配额为14万，还有5.5万个“多样化”移民名额供那些移民少的地区使用。另外，根据1980年的难民法，总统在与国会协商后可以决定每年的难民数量，在1990年的法案中，难民的数量限额是12.5万名。[14]新法案让合法移民的数量每年增加了40％，家庭移民的数量每年增加了20％。美国移民的数量在90年代初期达到了最高峰，在1990年和1991年，美国实际的移民入境人数分别达到了1，536，483和1，827，167人。
    移民数量，尤其是非法移民数量的增加让美国民众的排外情绪高涨，他们认为移民不仅加重了美国的财政负担，而且还威胁到美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加剧了种族冲突。1993年的美国民意测验显示，60％的民众认为移民对当今的美国来说是一件糟糕的事情，61％的民众要求减少移民数量。[16]这种不满终于在1994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中爆发出来。1994年，非法移民的聚集地--加利福尼亚州以公民表决的方式通过了“187号提案”，要求禁止非法移民享有教育、住房和医疗等方面的福利待遇。这是加州人民向加州和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发出信息，希望他们采取严厉措施，解决非法移民这一严重的问题。[17]这场政治地震引起了华盛顿的注意，国会中的移民改革委员会在1995年3月公布的报告中也认为应该“将合法移民的数额减少三分之一；不应该继续扩大家庭团聚移民的数量；要让雇主感到雇佣外国技术工人不仅困难而且代价高昂。”[18]1994年以后，国会中关于移民提案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并且大多数是要求实行限制性的移民政策。[19]1996年的《非法移民改革和移民责任法》正是在反移民情绪不断高涨的情况下通过的。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加大对边境控制的人力和财力投入、限制移民（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享受政府福利待遇、简化驱逐出境程序等。
    1996年移民法的通过似乎表明美国已经决定要转变移民政策的方向，然而事实上这部法案只是对现行政策的强化，并且还存在许多漏洞和缓冲条款。例如为了打击非法移民，移民改革委员会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职业认证制度，但是爱德华·肯尼迪却提出在一些移民集中的州开展试点研究，三年后国会对此进行审查。1996年的移民法吸纳了肯尼迪的提案，这一条款让职业认证制度对非法移民的打击力度大打折扣，并且如果没有新的立法，就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职业认证制度。另外，来自犹他州支持移民的共和党参议员奥林·哈奇（Orrin Hatch）也提出了一项修正条款，要求取消大幅度增加对雇佣非法移民雇主的处罚金额--这对小企业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临时农业工人进入美国的条件更为宽松，中美洲和海地的非法移民可以通过“临时性保护身份”入境，再通过一些特殊法律条款就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除此之外，联邦政府还颁布一系列政策加快数百万名已经在美国至少居住五年的永久性居民入籍，这样他们就可以享受政府全部的福利待遇。这些都表明美国仍在实行宽松的移民政策，因此，1996年的移民法案被称为是“反非法移民的马其诺防线”。
    （二）20世纪后期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澳大利亚在20世纪后期对移民政策进行调整的原因可以追溯到1975年自由-国家党联合政府执政时期。当时弗雷泽领导的联合政府上台后将前任工党政府削减了三分之二的移民计划恢复到原来水平，并给予熟练技工和专业人员移民优先权。在1979年开始实行移民积分制度后，弗雷泽政府放宽了对提名非独立父母、兄弟姐妹及其远方亲属的移民限制，家庭团聚和人道主义类别的移民人数开始猛增。1983年上台的霍克政府对由居住在澳大利亚的兄弟姐妹进行担保的移民申请进一步放宽政策，将其技术要求降到了最低，而对父母移民担保几乎是完全没有限制。1985-1986年，家庭移民数量增至63，400名，占移民计划总数的79％，而技术移民则从1982-1983年的41％下降到1984-1985年的11％。[21]澳大利亚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移民政策和同一时期美国的移民政策非常相似，都强调家庭团聚移民。此外，澳大利亚政府还积极支持多元文化政策，它通过一系列措施帮助移民更快地适应当地的生活，例如为各类英语培训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移民抵达澳洲后会即刻享有包括公共医疗和教育在内的所有福利待遇。
    澳大利亚的移民入境量在政府宽松的移民政策下不断增加，在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高峰，澳大利亚的反移民情绪也随之被激发起来。澳大利亚选举研究（Australian Election Study）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众一致认为澳大利亚移民的数量“太多”，这一比例在1991年时是73％，到了1996年7月仍高达71％。另外，根据Clemenger BBDO公司在1997年的调查，70％的澳洲人对移民的福利花费表示“非常关心”，52％的人认为移民“只有索取却没有回报”。[22]1988年，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咨询委员会也对移民政策的各个方面提出了批评，并且建议“为了保证移民计划的合理性或许应该放弃多元文化主义”。[23]随后，澳大利亚开始向限制性的移民政策转变，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控制移民数量，减少移民财政开支。
    澳大利亚在20世纪90年代的移民计划中大幅度削减了移民的入境量，从1988-1989年的124，700名降至1993-1994年的62，800名。虽然此后移民数量又逐渐回升，但始终维持在7万名左右。这一现象直到21世纪初才有所改变。由于家庭移民在移民总量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澳大利亚政府主要通过削减此类移民来降低移民数量。工党政府于1989年通过了“家庭的平衡”（balance of family）条款，要求在一个家庭的成员中，兄弟姐妹至少有一半已经在澳大利亚定居，才能够允许一个孩子提名他或她的父母移民。[24]1997年自由-乡村党联合政府又将家庭移民的数量削减了13％，在1996-1997年的移民计划中，家庭移民56，700名，占移民总数的60％；到1997-1998年度，家庭移民的比例又降到了46％；2002-2003年度，这一比例仅为37％。[25]同时，联合政府对每年允许进入的父母移民人数名额进行限制，将父母类签证从1996-1997年的7580名削减至2000-2001年计划的500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