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由日本挑起的甲午战争，标志着明治政府选择了武力崛起的军国主义国家发展道路，扭曲中日两国的和平、对等的关系，构成近代日本的历史拐点。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战败。《马关条约》割地台澎，赔款库平银2.3亿两，丧权辱国之甚为前所未有；中朝宗藩关系终结，东亚国际格局面目全非。欧美列强随即掀起划分在华势力范围的狂潮，日俄开始了对朝鲜半岛的争夺，中朝两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随着中朝日三国三足鼎立以维护东亚和平局面的关系框架崩溃，日本演化为最好战的地区性帝国主义国家和东亚战争的策源地。
    读史可以明理。在120年后回顾这场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战争，反思其爆发的原因、过程、结局以及对当时东亚国际格局的影响，对观察今天的日本和东亚国际格局的变化亦有借鉴价值。
    一 甲午战争：历史拐点与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终结1894年2月，朝鲜全罗道爆发的东学道农民起义，为意欲发动侵略战争的明治政府提供了机会。6月，不请自来的日本军队迅速控制仁川，兵锋直指汉城；应邀入朝平乱的清军则扼守成欢、牙山，阻挡东学道农民军北上之路，双方形成军事对峙。外国大军入境，农民军与朝鲜官府议和停战，朝鲜国内局势恢复平静。清朝政府建议中日同时撤军，日本则以中日共同主持“朝鲜内政改革”为借口，拒绝撤军。7月23日，日军占领景福宫，控制朝鲜国王，指使大院君出任国政总裁。25日，日本联合舰队不宣而战，在丰岛海域突袭中国船队，击沉运兵轮船“高升”号，造成重大伤亡。甲午战争爆发。
    甲午战争在两种意义上标志着近代日本历史拐点的到来：
    （一）日本首次以“帝国”名义对外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1894年8月1日，明治天皇睦仁发布《对清宣战诏书》，要求“百僚有司宜体朕意，海陆对清交战，努力以达国家之目的”，宣称“始终与和平相始终，以宣扬帝国之光荣于中外”。①毫无疑问，睦仁是以国家的名义向中国正式宣战。虽然在20年前的1874年，日本尝试过武力侵台的军事冒险，但那时明治政府尚未建立君主立宪的“大日本帝国”，围绕出兵问题，政府内部官僚集团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在国家大法上固定了明治维新改革成果，建立了“天皇总揽统治权”前提下的君主立宪的“大日本帝国”。甲午战争，则是睦仁在“帝国”建立五年之后，以“宣扬帝国之光荣”为号召的第一次大规模侵略战争。除幕府旧臣胜海舟等指斥甲午战争为“不义之战”之外，绝大多数的日本人对睦仁的宣战决断趋之若鹜，将战争的胜败与“帝国”兴衰荣辱联系在一起，全力以赴地支持战争，充当侵略战争的狂热追随者。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后，福泽谕吉兴奋异常。他自居为日本国民的领头人，组织“报国会”，在华族中募捐，自捐1万日元充作军费。他还到处发表讲演，鼓动庆应义塾的学生上街游行，全力支持这场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其狂热劲头，连庆应义塾的同僚都倍感惊讶”②。
    可以说，选择“对清交战”，意味着“脱亚入欧”方针的不可逆转和“大陆政策”的付诸实践，表明日本最终选择了军国主义武力崛起的国家发展道路，构成近代日本的历史拐点。
    （二）战争颠覆了中日关系的传统格局框架对清宣战，意味着日本抛弃了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所规定的两国和平、对等关系准则。1884年日本策动的朝鲜“甲申政变”失败后，转而以中国为假想敌，开展扩军备战。从幼稚园的儿童做“打沉定远舰”的游戏、《时事新报》等媒体制造战争舆论，到首相山县有朋提出“主权线”与“利益线”交织的“大陆政策”、天皇睦仁下达《造舰诏书》等，均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中国，使《中日修好条规》的性质变了味，友好变为敌对，同盟被对决取代。进一步说，甲午年日本朝野不惜以国运相赌，冒险对华开战，彻底颠覆了东亚自丰臣秀吉侵朝战争失败后近300年的和平局面。甲午开战，标志着近代中日关系出现重大历史拐点，进而对东亚国际格局产生直接的影响。
    整个甲午战争的进程，表现了进入拐点之后的日本将在战场和谈判桌上作出何种暴行暴举。1894年7月29日，日军占领成欢，翌日占领牙山，重挫清军士气。9月，日军攻占平壤，清军完全丧失斗志，伤亡惨重，连夜撤回鸭绿江以北。另一方面，日本联合舰队与北洋水师在黄海激战，重创北洋水师主力，夺得制海权。10月，日军渡江侵入中国境内，连陷边城安东、九连城、凤凰城等。11月，日军侵占金州、大连，制造了旅顺屠城的大惨案，数以万计的中国平民倒在日军的屠刀之下。1895年1月，日军围攻威海卫，2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3月，日军侵占牛庄、营口和田台庄，占领了辽东半岛，威逼京津。由于日本具备制度优势、举国动员、备战充足、武器精良、情报搜集有方和英国等欧美列强支持等各种有利因素，在开战后八个月的海陆进攻中屡屡得手。
    战场得手，增强了日本停战议和的筹码，忙于慈禧寿辰庆典的清廷却手足无措。1894年11月，在李鸿章建议下，天津海关税务司洋员德崔琳以头品顶戴的头衔，带着清廷承认朝鲜自主的承诺，前来神户打探中日双方停战缔约的可能，却吃了闭门羹。12月，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拒绝李鸿章在上海或烟台尽快举行议和停战谈判的建议，声称两国全权代表只能在广岛议和停战。1895年1月，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和首相伊藤在广岛举行的大本营御前会议上，提出缔约应包括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土地”、“赔偿军费”、“通商航海之利益”等要点，“连同其他次要各款共为十条”，大本营御前会议予以认可。③1月，领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奉命前往广岛议和。伊藤借口其全权授权不充分，2月将张、邵等议和代表逐回中国。伊藤放出话来，除非恭亲王奕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位高望重、携有正式全权委任状之全权委员”来日本，才能“同意重开谈判”。④清廷急于停战，3月，“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携带赋予其“便宜行事，订立和约条款，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的敕书⑤，率团来到马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