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半岛，日俄角逐暂时为朝鲜尝试自主性的改革提供了相应的空间。1896年4月，开化派徐载弼、尹致昊等创办《独立新闻》，7月组建官民一体的独立协会。他们要求拆毁昔日跪迎清帝诏敕的“迎恩门”，另建独立门；将接待清朝使节的“慕华馆”改称独立馆，抛弃“事大”主义；要求高宗建元称帝，设立君主立宪体制，制造了改革的舆论。
    1897年10月12日，高宗登基称帝，建元光武，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推行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的“光武改革”。其内容包括：仿照日本的地税改革和殖产兴业，1898年启动“光武量田”，在全国丈量土地，确立私人土地使用权以增加税收；建织造劝业场，创办各种公司，发展工商业；收回了京义线的筑路权，成立西北铁道局、铁道院、矿学局，开展铁路和矿山的开发；仿效日本天皇为陆海军大元帅，高宗在俄国军事教官撤离后，设元帅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组建国家军队。1898年底镇压了发起“万民共同会”运动以限制君权的独立协会，1899年公布准宪法《大韩国国制》，强调“无限君权”，建立君主的绝对统治；仿效日本的文明开化，高宗率先穿用欧式元帅服，并推广官员公服的西化。同时，成立了多所国立小学、外语学校、医科学校、师范学校，派出留学生，重点发展实业教育。
    至日俄战争爆发之前，朝鲜近代化在艰难中蹒跚而行。1900年开始设置国家预算，完善财政。1901年，公布《货币条例》，实行金本位制，筹划发行货币。1903年设立中央银行和汉城银行等民间银行，竭力组建本国的金融体制。1902年，下令创制国歌，仿俄国和日本的首都体制，宣布平壤为“西京”。另外，还发展市政建设，使用电灯、自来水、下水道，营建公园等。1903年，准备实施军制改革，以征兵制代替募兵制，筹划海军建设。总之，从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后朝鲜君臣实施“甲午更张”以来，朝鲜半岛上先后搞过1895年的“乙未改革”、1896年的“建阳改革”和1897年10月开始的“光武改革”，体现了自立自强的主观愿望。由于上述改革缺乏必要环境的保障，日俄角逐经常打乱改革的进程。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战争的进程与日本将朝鲜保护国化的进程相同步，“光武改革”戛然而止，亡国危机深重，东亚政治版图巨变在即。
    （三）传统中日关系框架面目全非，影响深远在17～19世纪江户幕府锁国220余年期间，中日民间商贸和文化交流依然频繁，两国和平相处。1871年订立《中日修好条规》，双方建立对等友好的条约关系。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改变了上述的一切，两国关系出现重大历史拐点。
    在国家关系层面上，千余年间对等关系，转变为侵略与被侵略、压迫与被压迫、宰割与被宰割的不平等关系。侵略、宰割中国需要舆论支持。以倡导“文明论”著称的福泽谕吉从理论上为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们侵华国策提供依据。战争期间，福泽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将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定性为“文明”与“野蛮”的战争，日军的烧杀劫掠成了“为人类幸福文明的进步而履行正当的天职”，因为日本是“谋求文明开化者”，中国则为“妨碍进步者”；主张日军“果敢进攻要害地区，蹂躏四百余州，加速其亡国”；否认日军在旅顺的屠城暴行，指责欧美记者的报道是“捕风捉影的误报”，“实在令人可笑”等。（20）还是这个福泽，要求对台湾、澎湖“断然使之日本化的方针”，叫嚣当地人“若抵抗日本兵，则不管是兵是民，全部杀光，以奏彻底扫荡之效”；对不当顺民的中国人，一概“按军法处置，且不许任何人有何异议！”（21）福泽内心根深蒂固的武士阶级的残忍、冷酷本性和日本资本主义固有的贪婪野心，在其仇华、侵华的言论中一览无余。
    在经贸关系层面，《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内陆通商口岸，将触角伸展到长江广大流域；规定废止战前与中国签订的所有条约，在相互交换《马关条约》后，“以中国与欧洲各国签订的条约章程为基础”，“签订通商航海条约及陆路交通贸易约定”，将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制、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款强加给中国；日本臣民在开港地区享有通商贸易、设厂生产、运销低税等特权。（22）中国成为有利于日本财阀资本快速膨胀的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
    在国民观感层面，千百年来日本人对中国的亲近感和敬畏之心成为过去，蔑视、仇视中国人的民族沙文主义泛滥。福泽的言论颇具代表性：在1876年出版的《文明论概略》中，福泽肯定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甲午战争期间，福泽的调子一转，攻击中国“自尧舜以来四千年间，上下皆习惯于专制独裁的恶劣风气，陶醉于阴阳五行的空论，几亿人置身文明之外，玷污了大半个亚洲”，“顽固不化，如同化石”；攻击中国人“自开辟几千年间”，皆“陋劣不灵”，“上上下下栖息于腐败之中，其状如沉浮水沟中的孑孓”，“惟一朝死灭而已”。（23）此外，福泽还在文章中使用“乌合草贼”、“乞丐”、“半死的病人”、“狂暴的土匪”、“辫子佬”、“豚尾奴”、“猪群”等不堪入目的肮脏词汇，恣意谩骂中国人。（24）一代文明开化的宗师，因战胜而狂妄而浅薄，沦落为无风度、无教养的痞子文人，可叹亦可怜。一时间，蔑视、侮辱中国人成了流行于日本市井的丑陋时尚。1896年4月，总理衙门选派的首批赴日13名中国留学生在日备受路人围观起哄，被笑骂为“豚尾奴”、“清国奴”，抵日仅两三周，就有四人回国。三年过后，因为又有两人中途退学，获得毕业文凭的只有七人。（25）首批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遭遇，凸显了日本历史拐点对中日关系的苦涩含义。
    （四）日本走上军国主义不归路，成为战争策源地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迈出了武力崛起的第一步。甲午战后，日本凭借来自中国的赔款，国家财政规模急剧扩大，开始了以俄国为假想敌的新一轮扩军备战，准备迈出武力崛起的第二步。仅《马关条约》和《归还辽东半岛条约》规定向日本支付的赔款总数即达2.3亿两库平银，天文数字般的中国赔款折合为3.6亿日元，相当1893年预算总额8350万日元的4.2倍。1897～1901年，分期支付的中国战争赔款年均为3426万日元，这些赔款作为日本国家财政陆续投入预算。巨额战争赔款、利息和丰盈的国债收入滚滚而来，明治政府的财政预算突然变得阔绰起来。在政府的战后规划中，财政总支出高达5亿日元，相当甲午战前1893年预算总额的5.9倍。其中，20％即约1亿日元用于针对假想敌俄国的陆军扩军备战，计划将6个师团增加至12个师团，相当于1892年陆军军费300万日元的33.3倍。为了将海军军舰总吨位从5万吨增加到25万吨，投入2.1亿日元，约占战后规划总支出的42％，相当于1892年造舰费275万日元的76.4倍。（26）皇室和文武官僚无须为拼凑造舰费而自掏腰包，扩军备战突飞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