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甲午战争：万历朝鲜之役的近代版甲午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堪称朝鲜万历之役的近代版。如同丰臣秀吉兵侵朝鲜明朝不得不全力援助一样，300年后，明治政府武力逼迫朝鲜开埠的举动，也引起清朝政府的高度关注。1875年9月，日本军舰“云扬”号炮击江华岛，朝鲜守军激烈抵抗。1876年1月，新任驻华公使森有礼到达北京。他致函总理衙门，谎称朝鲜无故炮击日本的火轮船，问责总理衙门。对此，总理衙门回复说：“中国之于朝鲜，固不强预其政事，不能不切望其安全。”
    由于时代不同、三国政情国情的差异，两次大战的结果迥然不同。万历朝鲜之役结束后，托病避战的德川家康创立了江户幕府，对内元和偃武，对外实施锁国，东亚再现近300年的和平时期。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
    19世纪70年代，世界开始由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向帝国主义时代过渡，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等丛林法则依然畅行无阻。由于金融资本的高度垄断，帝国主义列强能够在更广大的范围，更彻底地推行上述原则，构成帝国主义时代最鲜明的特征--强权政治。东亚国家的兴衰沉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决策集团能否看清世界大势，把握时代特征，采取相应措施，由被动应付转为主动进取，成为丛林法则的受益者。晚清中国，由于文化传统、自我定位、国际理念、体制构成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注定决策层反应迟钝，疏于对时代特征的把握，并对强权政治规则格格不入，从而沦为这一规则的最大受害者。
    日本则是另外一种状况。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规则，与武士阶级好勇斗狠、以强凌弱、热衷扩张的习性一拍即合。从幕末开港到明治维新，主要由武士构成的最高决策集团把握了强权政治的时代特征，制定了相应国策。幕府在开港后，避战缔约，保存实力并连续进行安政、文久、庆应年间的三次改革。幕府实行的对外开放方针，以及“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政策乃至总裁体制的政治改革，均对明治维新产生影响。明治建政后，以“与万国对峙”为最高国策目标，实施“政令归一”，建立中央集权体制，推行以“富国强兵”为中心的全方面改革，苦练内功，搭上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末班车，成为东亚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源自武士阶级传统的冲破岛国狭隘发展空间、用兵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的精神冲动，在融入欧美列强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时代精神后，演化成以邻为壑、侵邻自肥的“脱亚入欧”理念，并最终上升为对外扩张的总方针“大陆政策”，通过甲午战争，首次大规模地付诸实践。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本鼓吹“征韩”，意味着再次挑战三国三足鼎立格局；日本选择了与中朝两个“恶友”绝交的“脱亚入欧”方针并制定“大陆政策”，表明日本已同三国三足鼎立格局诀别而另起炉灶。日本在甲午战争的军事冒险中得手，中国被迫缔约、割地赔款，领土主权支离破碎。同时，日本介入朝鲜内战，扩充殖民权益。甲午战争过后，千百年间曾经发挥过维护东亚和平稳定作用的三国三足鼎立格局早已荡然无存，军国主义的日本成为扰乱东亚和平的战争策源地，东亚从此进入多事之秋。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继续以邻为壑，挑起日俄战争、吞并韩国，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继而，不断升级侵华战争，并最终发动太平洋战争，用现代化的军事手段建立日本称霸东亚的“新秩序”乃至“大东亚共荣圈”，荼毒东亚和东南亚。自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战争，至1945年战败投降、殖民帝国崩溃，“大日本帝国”以武骤兴，也因武而败亡。历史的教训惨痛，但时至今日，却未必被某些人真正汲取。
    （四）“帝国情结”给力日本右翼势力战后初期，美国单独占领日本，按照以美国安全利益为底线的《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盟军总部（GHQ）在日本推行非军国主义化、民主化改革，解散军国主义军事警察机构，组建东京国际法庭审判战犯，剥夺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肢解“大日本帝国”。通过修改宪法、解散财阀、农地改革、教育改革和工会立法，政党政治纳入正常轨道，建立了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度，妇女获得参政权，社会面貌变化明显。言论出版自由，意识形态多元化、和平民主思潮深入人心。经济立国、科技立国和文化立国等立国方针，引导日本走过60年余年的和平发展的道路，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在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惊异中成为世界级经济大国。1952年日本恢复国家主权后，“大日本爱国党”等民间老牌右翼团体复活，在“爱国”的旗号下，制造事端，开着高音喇叭车招摇过市，宣传亲美、反共、反华的陈词滥调。
    随着20世纪60年代日本作为经济大国重新崛起，眷恋、吹嘘战前“大日本帝国”诸种“业绩”的“帝国情结”在日本社会的某些角落死灰复燃。由于战后初期美国未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起用吉田茂、岸信介等帝国旧班底，留下了日本政界右翼势力卷土重来的人脉基础。靖国神社、游就馆、“八纮一宇”塔等物化的“帝国情结”，依旧散发着“大日本帝国”的“余晖”，显示昔日的“皇军战功赫赫”，为日本右翼势力滋生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土壤。
    受新“左”翼团体成立、日本国内和平民主力量发展，以及国际形势变化的刺激，“盾会”（1968）、“日本皇民党”（1972）、右翼国会议员组成的“青岚会”（1972）等新右翼日益活跃。
    世纪之交，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经济长期低迷不振所积累的各种矛盾并发。与急剧膨胀的新国家主义、新民族主义相呼应，群体焦灼不安的日本右翼势力团体从民间升级，迅速进入政界、经济界、学术界。右翼团体层出不穷，路数五花八门。从“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1994）、“新编历史教科书编撰会”（1996），到“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2010）、“维新会”（2012）等，右翼政客团体先后登场，招摇过市。尽管登录在册的右翼团体的数量不过900余个，人数大约10余万，但是他们调门高、能量大，对舆论掌控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日本右翼势力无一不是“帝国情结”的痴迷者和热衷为“大日本帝国”招魂的狂热信徒。未从根本上得到纠正的“皇国史观”、“神国史观”遂借尸还魂，“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自由主义史观”等论调花样翻新，抨击所谓“自虐史观”、“东京审判史观”，鼓吹古代天皇的神话、民族优越感，重弹东条英机之类宣扬的“自卫战争”、“解放亚洲”等陈词滥调，增强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