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俄国的国际影响大为增加俄国被清朝和朝鲜视为抵制日本扩张的后盾，日本也不得不设法改善对俄关系。1896年6月举行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礼的圣彼得堡，成了中日朝三国开展对俄秘密外交的中心舞台。5月，头等出使大臣李鸿章与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签订《御敌相互援助条约》（“中俄密约”），以中国口岸对俄国军舰开发、俄华银行经办中东铁路为交换，俄国与中国结成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16）先于李鸿章抵达俄国的日本特使山县有朋在预备会谈中，提出日俄南北瓜分朝鲜半岛的提议，遭到意在掌控整个半岛的俄方拒绝。经过讨价还价，6月初双方达成《山县-罗拔诺夫协定》。协定的公开条款规定日俄共同援助朝鲜财政、支持朝鲜自行建军设警、架设电线；秘密条款就双方派驻军队和用兵区域作出了规定，大体对等地划分了日俄在朝鲜半岛的殖民权益。日俄达成协定后，罗拔诺夫对朝鲜特命大使闵泳焕的请求作出五点书面承诺：俄国驻朝使馆卫队保护国王安全、派出教官训练国王卫队、派遣俄国顾问、给予贷款援助、连接俄朝电报线。（17）以上四国的双边互动，既有弱国对强国的期待，也有强强之间的博弈，其关系框架均由条约或协定来体现，东亚国际关系进入条约化时代。
    2.围绕朝鲜半岛殖民权益，日俄展开激烈角逐1895年4月“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俄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激增，闵妃集团依托俄国，抵制日本；7月，发动政变，肃清亲日势力，另立亲俄派政府。1895年8月，预备役陆军中将三浦梧楼新任日本驻朝公使。10月，在三浦策划下，日本守备队、右翼浪人和朝鲜训练队等闯入景福宫，残忍杀害闵妃，重建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派政府，制造了血腥的“乙未事件”。这种公使介入的公然行凶并焚尸灭迹的暴行，受到国际舆论的激烈抨击，日本政府陷入狼狈之中。1896年2月，高宗李熙携王族成员躲进俄国公使馆的“俄馆播迁”事件，受到俄国保护的高宗宣布缉拿金弘集等亲日的“五贼臣”。5月，日本驻朝公使小村寿太郎与俄国驻韩公使韦贝在汉城签署《关于朝鲜问题的日俄备忘录》（“小村-韦贝备忘录”），作为俄国答应劝告国王还宫的交换，日本同意保证李熙的人身安全，酌量减撤驻朝军队，但保有与俄国对等的驻军权。（18）这个备忘录为日本摆脱外交困境提供了便利条件。至6月签订《山县-罗拔诺夫协定》，划分了日俄两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日本摆脱了“乙未事件”造成的被动局面。
    1897年2月，高宗离开俄国公使馆，返回庆运宫。日本进而走出“俄馆播迁”以来的尴尬，加紧对俄争夺。1898年4月，日本外相西德二郎和俄国驻日公使巴兰·罗森在东京签订《西-罗森协定》。主要内容包括：日俄两国政府确认朝鲜为独立自主之国，不得干涉其内政外交；两国经协商后，方可派遣经济顾问、军事教官；俄国不干涉日本商民在朝鲜内地开市等事。（19）由于俄国此时集中力量经营租借来的商港大连和军港旅顺，满足于日俄在朝鲜半岛的均势，宁肯容忍日本在商贸上的优势。
    上述三个外交文件的签订，表明日本在与俄国的博弈过程中，攻防转换，逐步由被动转为主动。与此同时，日本加紧推行以俄国为假想敌的扩军备战，日俄战争不可避免。
    （二）中朝两国自救的改革失败，东亚政治版图充满变数总数为2.3亿两库平银的战争赔款与“赎辽费”，致使清朝政府的国家财政几近崩溃。欧美列强以借款为名，乘机获取殖民权益。1895年7月，以“还辽”邀功的俄国和法国，率先与清政府订立《俄法洋款合同》，乘机插手中国海关事务，获取巨额利息。1896年3月，英国与德国同清政府订立《英德洋款合同》，1898年3月再定《续借英德洋款合同》。为赔偿日本而做出的三次巨额借款，使清政府的国家财政沦为列强的金融附庸。此外，铁路筑路、矿山开发、投资开厂等成为欧美列强争夺的新领域，一时间形成欧美列强与日本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
    1896年9月，俄国依据“中俄密约”的条款，订立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独揽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和经营权，以及沿线派驻警察、开采煤矿、兴办企业等利权，俄国掌控下的东省铁路公司成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国中之国”。俄国的殖民扩张，刺激了欧美列强和日本划分中国殖民权益的贪欲。德皇威廉二世与沙皇尼古拉二世达成默契，1897年11月，德国舰队占领胶州湾；12月，俄国舰队占领旅顺口和大连港。1898年3月，德国迫使清政府订立《胶澳租借条约》，占据了山东半岛；同月，俄国迫使清政府订立《旅大租地条约》，将吉东与辽东连成一片，控制了整个中国东北。1899年11月，法国迫使清政府订立《广州湾租借条约》，西南和华南成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则通过1898年强租新界和威海卫、1899年强租九龙半岛，巩固扩大了殖民据点，并将长江流域控制起来。1898年4月，日本将福建变成其势力范围。1899年9月至11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多次发表对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意图将整个中国市场变为美国产品的销售市场。可见，甲午战争之后，欧美列强和日本将殖民扩张的触角伸向中国各地，并将牺牲中国权益作为相互妥协的筹码。
    19世纪末期，中国的民族危机突然加剧。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背景下，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打开了列强鱼肉中国的方便之门。中国朝野无暇再如英法之役过后那样有条不紊地开展洋务运动，求富求强，用“夷”长技，营造“同光中兴”。图存救亡是当务之急，容不得慢节奏。情急之下，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仁人志士在战败割地赔款屈辱的精神折磨中，选择了以强敌为师的变法图强之路，发起“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鼓吹维新变法。康有为介绍明治维新的13卷《日本变政考》，成为光绪皇帝的案头必备之书，在从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为期103天的变法期间，为光绪帝雪片般颁发的诏令提供思路乃至参考文字。与洋务运动注重军械装备等器物层面，即见物不见人的近代化不同，戊戌变法注重人的观念意识转变和制度层面的变革，从经济、军事、教育入手，触及官僚机构、广开言路等政治方面。农工商局、铁路矿山总局、邮政局、京师大学堂、地方中学堂、小学堂和译书局、报馆、学会等新设立的机构层出不穷，训练洋式陆海军、裁撤旧军等举措陆续推出。新令目不暇接，盘根错节的旧机构、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受到猛烈冲击，维新与守旧的较量日趋剧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屠杀维新派，变法最终失败。中国的政局酝酿着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