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和澳大利亚在移民环境和移民政策方面的相似性让许多学者将它们归为“拥有强烈的个人自由主义传统和悠久的移民文化”的国家之列。[33]两国在移民政治上的共同点也让它们被看作是移民“客户政治”的典范，有组织的移民利益集团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他们倾向于宽松的移民政策。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移民问题的公开化和反移民运动的发展，移民的“客户政治”模式受到了挑战，其党派共识的基础被打破，移民政策的制定变得更具政治性，政治家面临巨大的选举压力。这在澳大利亚尤为明显。
    墨尔本大学历史学教授杰弗里·布莱尼（Geoffrey Blaniey）率先发起了关于移民对澳大利亚社会和特性挑战的公开辩论。1984年3月，布莱尼在一次会议上批评政府的移民政策，认为在每年接受的移民中有40％来自亚洲国家，其比例过高，以多元文化主义为基础的澳大利亚移民政策是以牺牲多数澳大利亚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为了抵制那些不被接受的亚洲人的“入侵”或“占领”，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反对多元文化主义，重申建国之父们关于盎格鲁-撒克逊澳大利亚的核心价值观。[34]虽然布莱尼的演说、文章和著作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争论，但他得到了澳大利亚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随后，自由党领袖霍华德在1988年1月发起了关于“单一的澳大利亚”的公开讨论。他和反对党内阁移民部长卡德曼（Cadman）一起，在议会中对工党政府扩大家庭团聚移民的移民计划进行强烈的抨击，要求增加技术移民的数量，并威胁说如果情况无法改善，他将取消两党在移民问题上的合作。1988年6月的菲兹杰拉德报告，进一步证明当前的移民政策是不合理的。报告指出，“在主要城市中，通货膨胀、失业和人口压力困扰着社会，我们的许多调查对象似乎对澳大利亚社会上面孔的改变感到困惑，而且我们发现他们并不理解这种转变。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感到被移民包围了。”[35]霍克对这一报告并不感兴趣，但自由党却赞同这一报告中的观点。在1988年8月，霍华德就已经表示取消两党在移民问题上的共识，他不仅打破了70年代以来两党在移民问题上的一致性，而且使移民问题进一步公开化。同时，工党内部也逐渐出现了分歧。1988年，财政部长已经证实了菲兹杰拉德报告中所指控的移民带来的通货膨胀和信贷问题，要求考虑移民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就业部长道金斯（Dawkins）在1991年的工党大会上要求削减50％的移民接收名额；前任财政部长沃尔什（Walsh）也抨击霍克政府的移民政策，他认为移民政策是在族裔游说集团的压力下推动的，而不是基于理性的分析。[36]这样，澳大利亚自70年代以来所建立的“客户政治”的移民政治模式在80年代末渐趋瓦解。
    而美国的情况却与之相反，1986年的《移民改革与控制法》不仅没有阻止新的非法移民入境，反而让近300万非法移民取得了合法身份，族裔集团和雇主这两大利益集团要对这一结果负主要责任，他们一方面极力反对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雇主制裁措施；另一方面，雇主尤其是西部的农场主则推动了季节劳工入境人数的增加。就像弗里曼所说的那样，美国无法限制非法移民的原因是移民“客户政治”模式的存在。[37]1990年的移民法案，更因其庞大的移民限额和对家庭移民的优先权，被认为是在“经济学家和支持移民的游说集团”的主导下出台的。
    90年代后，美国出现了一系列反移民现象：加利福尼亚公决通过了要求限制非法移民享有政府福利的“187号”提案；移民问题变得越来越党派化，1994年中期选举中，较为保守的共和党人占据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1994-1997年移民改革委员会公布了要求限制移民入境的报告；1996年，宣称要暂停移民计划的保守派领军人物帕特里克·布坎南参加总统大选。这些似乎都预示着一个排斥移民的时代即将到来，但事实上，美国的移民“客户政治”模式并未因此而发生改变。1996年的移民法案在递交国会进行讨论时，美国的移民“客户”集团就开始活动了。这时，在移民问题上出现了左翼和右翼的大联盟，它不仅包括原本就在同一阵营的雇主、移民族裔团体和人权组织，还包括反对削减家庭移民的基督教团体、全美枪支协会--他们正为职业认证体系而感到烦心（如果工作需要登记，那么为什么买枪就不可以？）。参议院司法小组委员会的首席顾问理查德·戴（Richard Day）将这一不同寻常的联盟看作是“华盛顿集团”在与希望能够对移民松口气的“全美国人民”对着干。[39]而1996年的移民法案以及此后的修正案无疑说明移民利益集团在这场较量中取得了胜利。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反移民浪潮，并没有对美国的移民“客户政治”造成冲击，反而使这一政治模式更加巩固。加利福尼亚发生的反对非法移民的行为和布坎南在总统大选中的表现，引起了少数族裔，特别是拉美裔美国人的强烈反对，助长了他们的投票积极性。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希望因移民问题而使自己内部分裂，布坎南只能以改革党候选人的身份再次参加2000年总统竞选，但支持率还未达到1％。1994-1998年移民政治上强烈的党派特征以后不会再出现，两党领导人已经达成共识，不仅要将移民问题排除在大选议程之外，而且双方都同意实行宽松的移民政策，增加移民的入境量。
    三、“权利”规范对美澳移民政策的制约“权利”规范理论认为，在自由民主国家，移民政策的制定深受权利特别是基本人权以及自由主义传统的制约，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权利”规范不仅让许多跨国移民能够进入接收国，在当地永久居留，甚至还能够享受接收国的社会福利。霍利菲尔德对这一理论的研究最有说服力，他说民主国家的移民政策反映了在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rights-based liberalism）。[41]同时，他还认为必须要从当代民主政治的两个层面来看待西方国家的移民政策，或者说移民接收国的移民政策受到双重制约。在国际上来说，自由主义已经渗透到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制度的设计之中，自由世界的价值观--包括自由贸易、民主制度以及人权观念--对接收国移民政策的决策者而言具有限制其移民政策选择的作用；同时接收国的移民政策不仅要受制于如联合国公约、日内瓦公约等人权规范，还要受到国际人权团体的监督。从国内层面上来说，自由民主国家对个人的基本权利非常重视，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加强和保障了接收国境内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的权利，这些改变了接收国对移民的态度及政策，以权利理论为基础的移民政策规定外来移民和本国公民享有同样的权利。由此可见，自由主义及其所确立的国际秩序不仅能够通过道德规范和人权组织保护移民的基本权利，而且接收国政府在制定移民政策时受到“权利”利益集团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