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域外来客如果想窥斑见豹地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话，将“北京”作为首要观察视窗不能算是错误的选择。当然，他们在北京的实地见闻、体验以及有关北京的观察、评论，又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同胞对中国的认识。
    1906年来华访游的德富苏峰指出，“大体看一看北京，清国当今的生活及思想状况就可以略见一斑”。[1](P401)佛教净土宗本愿寺教学参议部总裁武田笃初在为他那本书撰写的跋语中，转述教学参议部录事本多惠隆之语亦称：
    自汉口至北京二千五百清里，其间有几多村落，及古来英雄战争之地，一寓目于此，则今时风俗人情及古来英雄一起一伏之迹，可以概览矣。北京雍和宫，则可以卜喇嘛宗教之盛衰矣；登八达岭眺万里长城，则往古御戎之遗址，今犹骇人目矣；接李鸿章貌采，察其为人，则清国外交之巧拙可推知也。[2](P1～2)
    我在《日本文学视域中“北京”的问题化》一文中提出，在日本文学“上海学”成果迭出、已几成显学的今天，北京意外地成为被中日学界人所遗忘的“富矿”，不是没有缘由的，并且初步探讨了日本文学视域中“北京学”在材料、事业、方法、意义上不同于/超越“上海学”的路径与方法。[3]
    在深入具体的个案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在日本文学、文化视域中“北京”因素出现、传承的流变史，从而为描绘梳理出作为底色的整体框架背景提供必要的知识谱系，这也是本文写作的着眼所在。
    一、都城迁移 来华路线 华夷秩序
    北京成为日本人眼中的中国视窗并非“由来已久”。尽管夏应元在《古代日本人来华活动路线》一文中提出的“到清代，因为日本执行锁国政策，无人来华”一说不无舛误，但其清理出的汉代以降日本人来华路线及活动范围却可资参考。东汉至隋朝间日本来华使者的路线状况，今已难考。夏氏援引了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里的推断，即自九州出发后，越朝鲜海峡，沿朝鲜半岛西南海岸北上，到乐浪郡，北上经陆路，到辽东半岛南端南下，经庙岛列岛到山东半岛的蓬莱。汉魏时期可能走这条路，而去南朝可沿前述路线，沿江苏海岸南抵建康。来华者在中国国内的活动则由青州、兖州、曹州抵达汴梁，再经洛阳到达长安。而前期遣唐使基本也沿袭这条路线，即所谓的“北路”。后期遣唐使改走南路，即由九州北部的筑紫出发，横渡东海抵达长江口附近诸港或近似路线。不过似乎也有飘摇迷失之时。以空海等奉敕从行的第17次遣唐使入唐路线为例，发自肥前国田浦，风雨飘摇抵达福州长溪县赤岸镇。登陆后空海等陆路过钱塘上流，出杭州，循运河而北，经苏州、淮阴，溯汴水而洛阳，西入函谷关，后进长安。[4](P140)遣唐使的最终目的地多为唐都长安，主要活动地则为“两京”--洛阳与长安。北宋时期，入宋僧亦自南路而来，从长江口附近登陆，由南向北，活动中心是汴京，西达洛阳，活动范围扩大了，南抵天台山、北达五台。至南宋，镰仓幕府派大量僧人来华学禅，这些僧人多自明州(今宁波)登陆，到江苏、浙江一带著名禅寺拜师求法。元灭宋后，来华僧人尽管有个别人被召入元大都讲经说法，但与来宋学僧同样地将在苏浙一带著名禅寺的参禅修道作为主要目的，活动范围较前代广。遣明使循前人足迹，登陆宁波后旋即入京(明迁都前赴南京，迁都后赴北京)，觐见明帝、进献方物、接受回赐。在京停留些时日后折返宁波，择日返国。陈小法的研究称，“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呈现出‘两点一线’的特点。所谓‘两点’是指登陆地宁波和北上终点北京。尤其是宁波，不仅在此地待命的人很多，而且滞留的时间也是最长……‘一线’是指日本遣明使北上利用的京杭大运河。上京过程中，日本使节几乎是掰着手指一站一站经过运河的水驿到达北京”。此说基本厘清了日本遣明使在华活动路线。[5](P89)夏应元指出，“无论在宁波、赴京途中、北京停留期间，都利用一切机会游览名区胜境，巡拜著名禅寺，与中国文人交往，诗文唱和，请为他们的诗文作品作序跋等，进行一系列文化活动”。[6](P10～15)
    若此为线索，我们不难发现日本来华者的足迹受中国都城迁移之影响较大，隋唐时的长安、洛阳，其后的汴梁、南京，元明时期的北京，都吸引了来华学僧、使者较多的关注。然而，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并不总是同一的，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元大都。如果说隋唐时期，日本还是以系统吸纳中国政治制度为第一要务，那么自北宋亡后，以禅宗为中心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成了两国往来的主流，而中国的著名禅寺多在江浙。由夏氏描述可见，汉族政权第一次为北方蛮族所灭后，作为现实的“中国”和作为观念的“中华”分裂(“华夷变态”说)了，来华日僧却仍将江南视为其憧憬的中国文化之根基，冀望在中国宝刹承嗣法统，回国弘法，故其求法活动仍限于此区域。这一趋势至明代则有了明显的改观，尽管宁波一带仍是重点，但北京获得的关注远胜于前，甚至是定都北京的元代不能比肩的。
    从明及之前的日本人来华路线上可以看出，长久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位于西安及江南一带。804年入唐的空海(774-835)在得知自己未得入京敕令时，特撰《请福州观察使入京启》称：“今承不许随使入京，理须左右，更无所求。虽然，居诸不驻，岁不我与，何得厚荷国家之冯，空掷入矢之序！是故叹斯留滞，贪早达京。……伏愿顾彼弘道，令得入京；然则早寻名德，速遂所志。”[7](上卷P114)空海的汉文修养与专诚感动了观察使，并于年末抵达长安。来华的虔诚、敬畏之心由日本入唐请益僧圆仁(793-864)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亦可窥见一斑。838年抵唐、留唐十年、客长安七年的圆仁在抵达清凉山麓时描述：“岭上谷里，树木端长，无一曲戾之木，入大圣境地之时，见极贱之人，亦不敢做轻蔑之心。若逢驴畜，亦起疑心，恐是文殊化现。举目所见，皆起文殊所化之想。圣灵之地，使人自然对境起崇重之心也。”[8](P91)其他历尽艰辛抵达长安的留学僧们也留下了不少吟咏京都长安的诗作。如愕隐慧奯(1366-1425，1386年渡明，居留十余年)的《寒夜留客》、天祥(生平不详，室町时期入华僧人)的《长安春日作》等等。对长安的向往即便在元定都大都后似乎也并未见有明显改变。雪村友梅(1290-1346，1307年入元)的《杂语》、入元僧友山士偲(1301-1370)的《题万年院》皆流露此情。此外，没有入华请益经历的日本人中亦有人对长安心向往之，留下了不少吟咏诗篇的。如兰坡景茞(1417-1501，室町中期至战国时代临济宗僧人)的《花下思洛》、伊藤东涯(1670-1736，江户中期儒学者)的《春日雨中》等等。较之兼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江南一带因其在政治、文化、宗教、地理(特别应考虑日人入华路线)上的特殊地位，亦为日人所重。入元的性海灵见(1314-1396)的诗作《莲》、《怀江南》、《春江》，入明的绝海中津(1336-1405)的《三生石》、《多景楼》、《雨后登楼》，策彦周良(1501-1579)的《西湖》等，都是吟咏江南的名句。他们甚至称自己的国都为“京洛”，可见长安、洛阳在一般日本人心中承载着远非北京可比的政治、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