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书写大致又可粗分为文明批评和政治观察(含国际关系评论)两类。先来讨论前者。
    1873年3月，清与日本正式批准了《中日修好条规》。至此，因两国的海禁和锁国政策而中断了两百余年的正式交往得以恢复。从现有文献记录看，广濑淡窗的弟子小栗栖香顶(1831-1905)是条约生效后最早造访北京的日本僧人，也是重启中断已久的中日佛教交流的重要人物之一。在神佛分离、神道教取代佛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核心、基督教借助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在日本势不可挡、佛教地位一落千丈的背景下，香顶来华的首要目的是与中国高僧商讨共同捍卫佛教之策。在《北京纪游》中，他提出了全球弘法方策：“曰：‘日本为首部，支那、印度为胸部，欧、弗为两腿，两米为两脚，以布教法于全地球。’曰：‘布教自支那始，置本山于南京，置支院于十八省，以连枝为支那教主，选人才，分掌各省教务。’”[13](P141～142)香顶对在华布教信心满满，曾书一绝云：“一读琅然响北京，恍疑字字放光明。春风他日从东到，警醒群眠是此声。”[13](P182)在呈给北京龙宗寺本然上座的《护法论》中，香顶以辅车相依之理，倡导中、印、日“三国僧侣同心协力，护法护国，可以全亚洲之体面”。[13](P189～191)师从本然上座一年后，香顶离京返日。1876年，香顶来上海，创建了首家日本净土真宗东本愿寺别院，开始向中国人传播日本佛教的历史。当然，这不过是近代中日文化关系之逆转在宗教领域的折射。正如陈继东、陈力卫所指出的：
    净土真宗为何在这一时期要与中国佛教界进行接触，要在中国传播“日本佛教”(真宗)？当时日本因文明开化而自负，对其周围的“未开”“半开”的各国显示了优越感，同时，为在欧美列强的攻势面前日益虚弱的邻国深感不安，既想与西方列强共同瓜分近邻，又欲与近邻协同抑制西方的扩张，特别是在深受汉学熏陶、自觉其精神性支柱有赖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当政者、学者和宗教家，他们更多地倾向于主动接近中国。[13](P5)
    京都学派的创始人，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深受汉学熏陶、自觉其精神性支柱有赖于中国文化”。多次来华访察，所著《燕山楚水》，由博文馆出版，几成当时日本青年游华之必备，也是今人研究甲午战争后中日关系、日本人中国观的重要文献。1894年甲午战事方起时，湖南曾撰《所谓日本的天职》一文，结合中国文化的源流，批驳在日本思想界众多站在福泽谕吉式的近代文明论立场上，认为已成为东亚文明国的日本应引领守旧落后的中国走向进步者的同行，说：“日本的天职就是日本的天职，不是介绍西洋文明，把它传给中国，使它在东亚弘扬的天职；也不是保护中国的旧物卖给西洋；而是使日本的文明、日本的风尚风靡天下、光被坤舆的天职。”姑且不论湖南接着便泄漏天机，“我们因为国在东亚，又因为东亚各国以中国为最大，我们天职的履行必须以中国为主要对象”。[14](P179～183)这番议论称之为批驳，远不如说是对日本文化主体性以及企图对华文化输出、侵略的勃勃野心的确认。
    甲午战争日军的旗开得胜，不仅刺激了汉学家们面对中国的文化自信，更使视中国为“半开化国”的近代论者、进化论者们欣喜若狂。较之于前者，后者的对华姿态更为强硬。1894年8月1日，日本天皇发布宣战诏书的4天后，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随即为之造势，呼吁万民齐心奋起，以获得最后的胜利。在福泽的“文明征服”论中，北京的意义至关重要：
    如果日本的目的单在以日清两国之战这种战争的精神的话，我军的胜利已经很充分了。但如果要以文明的势力使四百余州风靡、使四亿人民得仰日新之余光的话，一定要长驱而冲入北京的首府，扼其喉而使其立即降伏于文明之师。我们切望尽快见到旭日之旗在北京城的朝日中飘扬，使文明之光招摇四百余州的整个领土。[15](P501)
    甲午一战为日本文坛反思其创作现状提供了重要契机。著名文学家、评论家高山樗牛(1871-1902)在对写实主义小说作系统批判之时，便举出了甲午年间文坛病弊的实例。在《小说革新的时机》(原载《太阳》第4卷第7号，1898年4月)一文中，高山氏如此批评文坛上的“非国民”：
    这种弊害最明显的表现，是在日清战争的时期。当我国军队越海西渡，举国上下正热心于国家精神大运动之时，人才济济的小说界到底又做了些什么？……偶有二流以下的小说家写写战争作品，他们便以“趋时”进行声讨。我几乎怀疑这些小说家是否还有资格做一个日本国民。……像这样，战争和文学之间初则形同陌路，终则分道扬镳。……呜呼！国民对这样的文学家又能说什么呢？这些作家自身又何以面对现实社会呢？[16](P456)高山樗牛所期待的是关注中国、关注战争的文学家，是类似于福泽谕吉这样的“爱国”文化人。当然，高山氏的批评也可以视为日本发动的15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坛全面右倾化背景下所谓“笔部队”诞生的理论先声之一。
    当然，“彼长”源于“此消”，日本文化人对本国文化主体性的自信、向中国“文化输出”的谋划乃至实践，与曾作为日本楷模的中国在晚清时期的全面衰败、在内政外交上的全面被动有着直接关系。前述之香顶的来北京是受到了其同门、1873年3月随外务大臣副岛种臣赴华签订《日清修好条规》的长三洲(1833-1895)的影响。1871年，时任大学少丞的长三洲随钦差大臣伊达宗城、外务大丞柳原前光来华。尽管那时，日本已经显示出侵华野心，深受汉学影响的长三洲还是“物伤其类”地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渚宫水殿带残荷，秋柳萧疏太液波。
    独自金鳌背上望，景山满目夕阳多。
    --《燕山杂句》
    团团十个古光同，剥蚀篆文谁勒功？
    阅尽兴亡千载事，伤心无语卧秋风。
    --《题石鼓，在燕京文庙戟门内》②作为一位汉诗人，长三洲没在心素向往的中华帝都看到他所向往看到的，自不免失望、失落。事实上，长三洲的伤感，也正是近代以降日本汉诗人吟咏北京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