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田直在为其友冈千仞的游记(著名汉诗人冈千仞，1833-1914，1884至1885年来华访游三百余天，收入《观光纪游》中的《燕京日记·卷上·卷下》以及《观光游草·卷下》中的《燕蓟览古廿律》是其北京游的作品。张明杰在整理《观光纪游》时撰文指出“与使馆人员、尤其是访日的王韬的交游，成了促使冈千仞赴华游历的主要动机之一”[17](P4)的观点。通览该书，实情恐怕并非如此)所作序言中说：“物久则化，数穷则变。印度希腊往古文明国，而今皆不能保其旧。乌知今之汉土果不若汉唐宋明之盛乎？往昔我朝取于隋唐为法，今也取于米于英于法于独(即美、英、法、德四国--引者注)。而汉土则邈若不闻。顾汉土岂无可取者乎？我友冈君振衣有所感于此，将一游汉土问其俗。”他是来华探究竟的。结果如何呢？在《燕蓟览古廿律》中，冈氏作小引曰：“燕京金元以来帝都，感往伤来，寄感慨于山河，凭今吊古，寓讽刺于歌咏赋览古廿律，以纪游。”[17](P303)在《顺天府》诗前小引中，冈氏描述：“明世宗定鼎美景，规模宏大。觉罗氏嗣兴，累康熙、乾隆之营筑，堑壁之壮，宫关之丽，穷绝前代。唯粤匪乱后，内外多故，大厦宏第，损坏不修，康庄广衢，陷为壑谷状。贫民褴褛乞食路旁，使人惨然败兴。”[17](P303)
    在北京，琉璃厂是具有文化地标意义的“京都雅游之所”，中国文化兴衰气象可由此一叶知秋。在《清国巡游志》中，来访者表达了失望云：“十二日，上午在市内散步，来到刘福寺街、琉璃厂街……未遇珍奇之物，却多有假货赝品。”[2](P220～221)1898年来中国游历的东京切偲会会员中村作次郎(1858-？)在其《支那漫游谈》中以一个古董商人的视角记录了琉璃厂街的观感：“支那的古董店有很多商品，只是面向日本的东西很少。因为支那是一个革命多的国家，明代以前的陶器、即宋元前后的好古董反倒在日本，而在其本家支那反倒没有。当今北京周边的商品多为清朝的物件。”[18](P302～303)八年后的1906年6月，日本著名新闻家、思想家、评论家德富苏峰(1863-1957，1942年出任大日本文学报国会会长，被认为是主张战争政策的主要发言人，日本战败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在《七十八日游记》中同样也指出：“琉璃厂我去过几次，每次都想或许会找到什么有意思的事，可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任何收获。”1917年第二次来京，“到了北京就先去了琉璃厂……花了半天的时间寻觅，别说宋元的东西，就是明朝的善本也很难找到”。[1](P404,P93)
    千年古都衰败之象不仅见证于琉璃厂。1906年来京的德富苏峰也看到了北京古迹的零落、荒凉。踏访明十三陵时，他看到“墓地已经变得非常破旧，这里没有牌位，没有香炉，就连燕子都敢大胆地来筑巢”，并将在北京目睹的一切归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精心构造起来的建筑鲜克有终的漠然。[1](P409,P403～406)诗人、作曲家、翻译家小林爱雄(1881-1945)也持类似观点：“凡在支那看到的建筑，其结构都颇大，荒颓之状到处可见。建造之时规模极为雄大，其后荒废、置之不顾是为常态，此由宫城的墙壁的坍塌便可知矣。”[19](P153)同时，他强调，各名胜古迹处的守门人不顾文化保护之重任，疯狂敛财，成了古都破败的又一要因。小林爱雄参观天坛祈年殿时称：“瓦虽是粗制滥造，但却坚固耐久，送上一美元，看门人便会去损坏了给你带过来，真是可爱而又可耻之极。在他们的眼中，全无什么国家。不，恐怕是没有思考自己之外事物的余地吧。这个国家的人们极端个人主义的实际倾向，在他们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若有数百外国人前来，想要所有瓦片，那么一瞬间房顶便将成为裸体。”对日本游客来说，在北京最觉不快的恐怕便是在各宗教/文化圣地遭遇索要钱财的门卫，文庙、天坛、雍和宫无不尽然。来到雍和宫，小林爱雄发现：“在安定门东的喇嘛庙也有前述的要饭门卫，不送钱是不会开门的。”在孔子庙，他又感慨：“但，这门为黄金而开，那黄瓦可以四美元买下，看了这些，不知地下的孔子会作何感想？”[19](P143～144,P151,P156)1912年，川田铁弥(1873-？)在参观过孔子庙等处后，称“革命之际，国民的头脑中看似也无保存风致等观念，只要出钱，寺院、堂宇的宝物都可以交给外国人的愚蠢值班人似乎也不少”。[20](P20)类似情形在大正时期日本文人的北京纪行中仍屡见不鲜。正如内藤湖南所批评的那样，在日本人看来，中国的杂乱无章与“中国国民性”是密切关联的，这也正凸现了中国人“趋于实利、不解风雅的性格”；[14](P51)原田藤一郎(生卒年不详)则批评北京“不洁”、建筑破败，又感慨了一番原本“勇冠四百余州”的满族旗人堕落为“都人”后，警告称：“我国首府东京之人士宜以北京为鉴，勿在我东海之滨造出第二个北京。”[21](P38～44)
    不洁、敲诈勒索、重一己之利而斯文扫地，凡此种种都指向了文化大国的衰落及中国人国民性的卑劣。然而，最为致命的恐怕是面对“孔子之门墙”时，看到作为数千年东亚文明之灵魂、根基的孔教在近代中国业已失效的现实。“孔子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大法，以为四亿万民众的师表虽是事实，但今天……又会赢得几许尊敬？这一支那道德之大则而今又有几许权威？”(小林爱雄语)小林认为，在澎湃的近代新思潮面前，孔教将如“黎明的星光一样”消退；自南至北，中国本有的儒教及印度传来的佛教等宗教都将在西欧思潮面前黯然失色。[19](P156～157)冈千仞在北京与李鸿章、李慈铭、丁韪良诸多中外名士交谈时，也曾直言“余费平生精力于无用经史，追悔无及”，[17](P114)或责难儒生所学无用，纸上谈兵怎纾国难，[17](P130～131)并以北京为窗口观察中国衰落之因的同时，省思明治以降日本“避虚学、就实学”的崛起轨迹。综上，日本文化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凋亡、无序之描述，在文化思想的本质层面对中国的彻底否定，对中国国民性鄙俗的批评等，都为日本对华的武力征服、文化侵略制造了逻辑合理性。
    内藤湖南还说：“中国大陆确实是一望之下容易鼓舞雄心的地方。所以，即便是文人词客这样的闲游者，在那里的必然也动辄纵论形势。”[14](P202)与前述“徒伤悲”相比，不少来京探察者更为注重的是现实的、作为与日本国家利益休戚相关的、与日本的亚洲战略紧密关联的“政治北京”。当然，在中国的政治中心思考中国的政治状况，连带提出日本的应对之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看到因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入侵而损毁的圆明园、万寿寺，冈千仞曾赋诗云：
    兵祸当年何惨其，玉楼金殿尽残堕。
    唯将荡矣委天数，谁不慨乎思往时。
    荒径草埋红玳瑁，败砖人蹈碧琉璃。
    中兴诸将英谟足，闻道八旗征法夷。
    --《圆明园》
    人寿古来无百年，呼为万岁后人怜。
    凄凉金地噪寒鹊，狼藉宝阶堆败砖。
    祗树林舂摇落日，昆明池蘸廓寥天。
    朘将膏血涂堂塔，至京佛缘是恶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