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特别注意的是，自元代起，中日之间这种以佛教为津梁的、风平浪静的文化交流，出现了若干“不和谐”的因素。先是蒙古人全面征服、统治了中国并西进欧洲，日本也直接迎来了北方异族的强势入侵。入明后，倭寇猖獗在从辽东、山东到广东的漫长海岸线上，16世纪中期戚继光率军基本平定了东南沿海。及至晚明，中日关系又因丰臣秀吉(1537-1598)的海外扩张而骤然吃紧。王向远在《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中如实描述了丰臣秀吉继承自织田信长的对朝鲜及中国强烈的领土诉求和侵略野心。[9](P20)在丰臣秀吉的侵华迷梦中，入都北京乃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环。1592年5月，丰臣秀吉在率兵16万侵略朝鲜途中意气风发：“主公命各路准备渡海用船，急于前往大唐。上意将于今年之内入北京。……主公进北京……即定宁波府为日本港口。”[10](P434～438)尽管明、朝联军旷日持久的抗战使丰臣秀吉折戟沉沙，侵占北京成为泡影，但其侵略朝鲜、剑指中国和印度的构想与行动，为他的衣钵继承人后来炮制“海外雄飞”、“大东亚共荣圈”等帝国主义理论、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思想传统和实践范本，遗毒甚剧。北京，在中日关系史上几乎从一开始就被当作了幻想中的被征服对象。
    为抗日援朝，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国力大伤，客观上为努尔哈赤之崛起、膨胀乃至统一女真各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满人挥师入关，定鼎中原，迁都北京。孟晓旭的研究[11](P10～14)对清初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个案作了详尽的论析。1644年6月，漂流在华的日本越前商人竹内藤右卫门家族的后人15名先被从所居住的珲春押解至盛京，而后随着满人入关，成为目睹满人入主中原的第一批人，他们为日本带去了大陆朝代更替的最新政治情报。刚定都北京的顺治帝以华夷秩序新领袖的名义，在“慕化主义”的支配下将日本纳入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中，于翌年将漂流来华者假途朝鲜送归日本。日方接应者在书契中指清为“鞑靼”，用语不逊；更令人意外的举动是声称要假道朝鲜，出兵中国。孟晓旭指出，日本当权者最终未步秀吉之后尘出兵海外，是因反清复明势力失败(如郑芝龙降清)有了忌惮，他们以另一个秩序的领袖自居，并以此来判断清遣送漂流民事件的立场和态度丝毫未变。这样，日本对“夷狄”出身的清王朝的怀疑以及清对日消极的“不治主义”外交转向，使得中日在清初即渐行渐远，终德川一代两国未能建立起正式官方关系。
    自有史记载的中日关系起始时期的东汉直至清代中晚期，日本对华的关注渐由政治文化层面的全面移植、模仿，转入怀疑、相对化的冷静思考乃至分庭抗礼阶段；由对华仰视转而渐趋平视、俯视，逐渐由古来的华夷秩序中之边缘地位转而秉持“华夷变态”的自我中心化观念；对本为“夷狄”的北方蛮族统治中国的现实心生鄙薄，进而产生了对现实中国的领土诉求。日本文化视野中，“北京”意义也在此过程中逐渐生成：占其为都，终于不再只是蛊惑性的口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北京”蠢蠢欲动的向往是明治以降日本数次侵华歹念的思想源头。
    即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锁国时期的日本文学中全无北京情愫。江户中期关西诗坛的汉诗人清田龙川(1747-1808)就曾作《蓟邱①览古》云：
    驱马蓟门北，乔木迷古国。
    谁怜郭隗台，唯见生荆棘。
    一自昭王去，萧条霸图息。
    独有菘花开，余得黄金色。此诗从韵律至用典都极平庸，可称拙劣。郭隗台用的是燕昭王千金买骨，重用老臣郭隗，罗致乐毅等名将，强盛燕国之典。陈福康以此诗为论据提出“龙川当来过中国”。[7](中卷P191)其实未必。“驱马蓟门北”虽易造成身临其境的感觉，但显然此句只不过是对高适《自蓟北归》的直接挪用。略知战国史和唐诗，吟出清田这几句并非难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陈氏抱怨《日人禹域旅游诗注》等书未收录此诗似亦在情理之中。此处引述此诗，并非纠缠于诗人是否曾经亲临北京之类的疑问，更无意表彰其对日本汉文学的贡献，只想表明，至少在清代中晚期，北京已经是日本文学、文化中的一个元素了，尽管这可能无关现实，只指向经典中的、虚幻的北京，是一种影响极为模糊、微弱甚至具有空想性的“虚像”。
    1823年，幕末知名经世家佐藤信渊(1769-1850)的《混同秘策》(后经人校对书名改为《宇内混同秘策》)在为日本勾勒其处理国际关系的政治地图时，提出了大胆的侵华设想。这一侵华路线图乃以“满洲”为中心，之所以如此，是因其距王都北京较远。尽管如此，其最终指向的似乎并非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而是南京。其中称：“第九为亲征。当以熊本府兵从焉，先头之兵当直取江南地区，速攻南京应天府，以此为临时皇居。”[12](P432～435)这个涉及“满洲”、朝鲜南海、江浙一带的侵华路线图，并未如丰臣秀吉般狂妄到直接以中国国都为染指对象，也是由锁国体制下幕府的经济、军事实力所决定的(锁国体制下幕府独占与海外的交通，个人的海外交流被禁止)。作为实像的“北京”在日本文学中的全面呈现还在明治开国之后。
    二、文明盛衰的参数抑或政情探察之窗
    19世纪中期佩里叩关日本，幕府锁国统治寿终正寝。1867年，明治天皇登基伊始便宣称将“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明治维新后，日本推进近代化(欧化)，跻身世界列强，中日关系迅速逆转，中国人的对日思维由“轻日”、“征日”转向“师日”；而几乎与明治终结、大正改元同步，清廷三百年统治分崩离析，中国随即进入民国时期。
    不再冀希从中国典籍中有所获取的日本，并未冷落邻邦，赴华者日增。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朝鲜半岛上(釜山至京城的京釜铁道、京城到义州的铁道等)铁路事业勃兴，为日本人的中国之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北京成为日本客的必经之地，选择陆路可以经朝鲜半岛至辽东半岛，而后京津，再由京汉铁路南北，也可选择横滨-长崎-上海的海路路线。日本政治家、文学家、新闻家、艺术家、僧侣、军官等各阶层、各式人等基于各种目的来华“访游”，足迹遍布中国各地，其间留下了为数甚丰的游记或以中国为题的作品。北京可以是单纯的旅游目的地，可以是实地探察中国政情民俗、军事动向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国民性的视窗，可以是以之为镜鉴反躬自省的契机与思想资源，可以是了解汉文化基本构造与底色，思考所谓“黄色人种”近代困境的成因与未来进路的现实基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近现代的历史语境下，在各类文本中，作为个体的文人学者与北京这座城市的邂逅，极易在意识形态中被转换、放大为以北京为接点/舞台的，作为整体的民族与国家间的摩擦、对立甚或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