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寿寺》[17](P303～304)冈千仞对北京倾颓的书写中强调了西方外来入侵的因素，“闻道八旗征法夷”是对清廷统治者蒙昧无知、夜郎自大的嘲讽，而“呼为万岁后人怜”更是对清帝不知人寿几何、妄自尊大终致灭国之灾的讥笑。然而，眼见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的迅速扩张，日本最终开始了与西方列强分食中国的谋划，甲午战争的爆发更加剧了这一倾向。明治汉诗人野口宁斋(1867-1905)在为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所作《学徒的暑假旅行》中，对日本人的中国纪行提出了这般期待：“我希望他们再进入到内陆地区，去探寻那些中国诗人自古以来咏怀抒情、而现在依然能尝到羁旅辛苦的地方，或踏访东三省、山东这些新近被欧洲强国侵占的地方，以备思考战略雄图。”[14](P5)野口的话意味深长。在甲午战争胜利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背景下，所谓“以备思考战略雄图”，实质上表明了以欧洲列强为典范、进一步对华侵略的意图。在为湖南送别的诗中，野口竟口出“束手君臣涕泪多，他年风雨哭驼铃。可怜燕蓟非吾有，如此江山奈尔何”[14](P13)等语。此句固有对中国任人欺凌、国土沦丧的兔死狐悲之意，更昭然明示了对中国领土的觊觎。在“王气中原竭，八维纷似麻”(幸德秋水：《送内藤湖南游清国》)之际游华，当时供职于《万朝报》的内藤湖南，以汉学家的内行眼光和新闻记者的务实姿态提出了不少迥异于前人的涉华论述。在北京，内藤并未像同时代者那样去拜访高官名流，在他看来，“在位的名公巨卿接见时的一些谈话，虽然表示出他们极大的善意，但要知道很难产生什么实际的功效。……如果要了解中国的现状，不如通过和那些希望有所作为的士大夫、不得志的人的深交来获得”。[14](P207)值得充分注意的是，归国后在《中国问题的南京北京》(1900年3月)一文中，针对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者重南京而轻北京的偏向，内藤湖南提出了痛切批评：
    中国问题的研究家们，近来突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南京，这委实是一需要留意的现象。……在学校以外的事业，我倒不赞成在南京用力过多。……到底近来的中国研究家们，为什么轻视中国北部，这是我难以理解的地方。……而北京实际上是排外党的巢穴，国人游于那里，竟没有可以谈话的人，感到压抑、不快，于是就没有了在这里做事情的心情。但是，北京公使馆正是有接受局外重要人物刺激的必要。而且如果有人能和北京的内外人士广为交流，暗中培植我们的势力，这对我国在中国的事业的影响，远非其他地方可比。事实上，英、俄等国都是采取这个方针才有了那样的结果。观察泰晤士记者莫理逊的势力和行动，基本就可以理解了。……现在往往为了在南方倾注力量，以至于出现了认为可以不派人到北京的声音，这可是大错特错。[14](P203～205)由此可见，较之一般文化人，作为“中国通”，内藤湖南的识见更为独到、务实，他强调中国政治心脏北京之于外国对华势力渗透的重要意义，并着眼长远提出应在北京“暗中培植我们的势力”，取徐图缓进之策而非急切冒进之途。
    近代以降，闭关自守的北京的政治动向乃至民众运动多与外国势力的渗透、入侵密切相关。1900年4至5月间奉命考察“清、韩”的村木正宪(1867-？)初入北京地界时发现，“支那政府看来到底还是厌恶文明，铁道止于马家堡，电车亦限于永定门外，将城内定为神圣、文明空气不得侵入之地，贪作太平之梦”。[22](P507～508)在1900年6月出版的《清国巡游志》中，日本佛教人士痛斥北京清兵的腐败曰：“路过一练兵场。炮声阵阵不绝，或许是训练的将官多贪于安眠于舍宅……只以炮声推测兵士之勤怠，而兵士又以大放空炮欺骗将官。清兵之腐败已至此欤！”[2](P282)如此腐败，清廷的“太平之梦”显然是守不住的。19世纪末，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华。1900年6月11日，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前去迎接入京的西摩尔联军，在永定门外被董福祥所率领的武卫后军(甘军)所杀。事后荣禄亲赴日本使馆道歉。1900年8月13日，包括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8月16日北京沦陷，“两宫西狩”，帝都因八国联军的烧杀抢掠而遭遇浩劫。最终，清廷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中包含以那桐为专使大臣，向日本天皇为杉山彬事件道歉、巨额赔偿以及外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之间驻扎军队(事实上，清廷对外国在京驻兵权的承认也成为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直接诱因之一)、清政府保证镇压排外行为、划定使馆区并不准中国人居住等条款。
    关于此次事变，日本文人学者有不少纪实性记载。日本人将当时北京的守城称为“北京笼城”。其时，日本方面指挥官、政界名士东海散士(柴四郎)之弟柴五郎炮兵中佐、[23]前线作战的守田利远大尉、[24]当时在京的服部宇之吉，[25]都留下了宝贵的战时日记，为今人在中日双边甚至多边的史料中逼近历史真实提供了文献上的可能。有趣的是，1935年11月，“北平日本大使馆陆军武官室”刊行了似供内部流通用的小册子《清事变北京笼城记》。在序言中，炮兵中佐高桥坦表示：“义和团事变北京笼城中我们先辈的伟绩，吾长敬慕之。同时，作为宝贵的教训，我痛感有必要编纂详尽的小册子以备有事之际参考之需。”[26](卷首语)关于前辈在“北京笼城”时期的历史记忆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夕骤然“复活”，绝非偶然，更非别无丰富的意味。日本全面侵华时期出版的立野信之的《北京之岚：义和团变乱记》(1944年)[27]也是以此为题材创作的长篇小说。
    根据《辛丑条约》，东交民巷成为各国驻华大使馆专用地区，大街上有碉堡和炮台，八个出入口设有坚固的铁门，有各属各国的荷枪实弹的军警担当警戒，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受到极大挑战，清末有人作诗讽曰：“长安门外御河桥，轿马纷纷事早朝。不料皇宫居冠地，炮台高筑欲凌霄。”在英国画师托马斯·霍奇森·利德尔(Thomas Hodgson Liddell,1860-1925)看来，“在使馆区内，人们很难相信自己是在中国，更不相信是在北京。这里已变得完全欧化。宽敞的街道，碎石铺的路，平整的人行道，良好的排水设施等等。我相信所有这些改良都发生在1900年后。……任何中国人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是不许进入使馆区的”。[28](P113～114)八国在“国中国”东交民巷的特权，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其后日本来京者的北京书写。小林爱雄在《支那印象记》中描述称：“进入门(正阳门--引者)内，所谓公使馆街的东交民巷之形势真令漫游者大吃一惊。即英国、德国、荷兰、美国、俄国、法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及日本各使署(即公使馆)门面相接，各设驻屯军，严肃而威风。看了这小小一带的支那分割，便可知各国势力之消长。而被迫如此乃是团匪之乱的结果。每有事变，支那便强使小人物们承担这种损失。”[19](P354～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