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的后续赔偿事宜一直持续到1906年德富苏峰来华时。来到北京的苏峰由街头上为清还义和团事件赔偿金的募捐，看到了“恢复国权热与排外热呈现出合为一体的趋势，真为清国着想的人就不能不担忧这个现象了”。“恢复国权运动到底要发展到什么地步才会止住呢？这个运动如果和下层社会的排外运动合为一体的话，情况会发展成什么样呢？我的这种担心究竟是不是杞人忧天呢？”[1](P400～401)苏峰由街路的平整、街头警察及政府要员的家庭摆设看到了北京的“西化”，但也指出“清国”能否因政体等的不断变动而逐渐与世界文明潮流合流尚存疑问。苏峰的北京之行先后受到张百熙、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梁启超、段芝贵、曹汝霖、汤化龙、徐世昌等中国政要的接见。作为名重一时的舆论家，苏峰的北京(中国)评论较之朋辈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表象化观察，更显敏锐、深刻。更须注意的是，这些观察、评论登载于苏峰本人主持的《国民新闻》上，即时地影响着当时一般日本民众对中国时局、中日关系的认识。
    较之前述诸观察与评论，20世纪之初，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教授户水宽人(1861-1935)北京之行后的议论，则更具实际的对策价值。在出版于1903年的《东亚旅行谈》中，户水称：
    在支那，我感到的是政治改革之困难。荣禄氏乃唯今第一流的权势家，任何人都无法与之对抗。大家大都只知向荣禄献媚，真欲改革支那政治者并不多。若如袁世凯那般过于断然地施行改革的话，就无法保住现今的地位。我认为荣禄氏并非通常日本人所说的亲俄派。他恐怕是一个圆滑之人，既不伤害俄国人感情，又不伤害日本人感情，左右逢源，以为一时之计。不止荣禄一人，其他支那人也不明了日本与俄国孰强孰弱。因为不明此事，因此无法断然任用日本人谋划支那内治之改革。在日本人看来，尽管已对支那人如此热心，而支那人却未拉近日本人以实行内政之改革，真是毫无意义。但实际上，支那人若不懂得日本人之价值，这便是无可奈何之事。现今，即便奋起，以口舌向支那输入日本式的文明，也不会奏效。我想，北京大学堂也不过是告朔饩羊。若真欲向支那传扬日本式的文明，在支那树立日本之势力，也只有战争了。非是对支那开战，而是对俄国开战，当然，日本将获胜。日本一胜，支那与朝鲜将倾心于日本，学习日本。那时再向此两国宣扬日本式文明就不难了。今日需要的便是唯一一场战争。不明此事者，不足与论支那现今之情。[29](P214～215)户水宽人认定以荣禄为首的中国主政者在日俄之间骑墙观望。为此，一贯主张对俄强硬的他(日俄期间，此人曾因此受到停职处分，史称“户水事件”)提出以俄国为开战对象以杀鸡儆猴，震慑中国；以武力为先导，在其威压下对华输入日本文明、扩大日本在华势力。较之小栗栖香顶、内藤湖南等的对华文化侵略的构想与实践，户水的言论则更张狂，也颇具前瞻性。1904年的日俄战争爆发以及日本获胜后东北亚政治、军事局势的风云变幻，印证了户水的预想。
    在日本改元前夕--明治四十五年六月(西历1912年，本年7月30日日本改元“大正”)--日本的前田利定子爵(1894-1944)来华。前田的政治家身份决定了他的北京之行必然是实地探查、探明虚实的政治观察之旅。1912年6月16日，前田利定谒见“民国第一巨人”、“民国老雄”的袁世凯，言语中流露出对袁氏的赞佩。经接触，前田认定尽管袁世凯立于一国元首之地位，机智术数有余，但憾乎缺乏一统天下万众之德。[30](P107～108)在写作于同年6月18日的“支那短话”中，前田指出，推翻清朝专制统治虽然使中国初步具备了“共和之形骸”，但国基未稳、各省独立、中央权威不振、国政纷乱如麻，极难预测将陷入怎样的局面，完全有遭列强瓜分的可能。前田认为，“作为与支那国境相接、利害甚大的我国，我以为如不身处其时地考虑利害关系，并做好适当的准备与决心，届时将留下百年之悔”。前田认为中国人固有的民族性--个人主义、傲慢、忘恩--使得共和政体在中国难以存活；在经济层面，南北方差异极大，新内阁的组建很难以脱离开有着强大财力支撑的南方代表。基于这一考虑，前田指出，与其他列强单独支持南方或北方的做法不同，日本采取“不偏袒”的策略对南北方都表同情的外交手腕是得当的。路过煤山(即景山--引者注)，遥拜宫殿，前田联想到“天子”乃幅员广阔的中国统一之“楔子”，一旦废除了君主制，中国则将失去“民心集注之目标”，并强调“支那的将来将如何，中华民国之前途终将怎样？作为日东圣天子之民，生逢这一太平盛世真乃无上之喜”。[30](P118～122)猎物的垂死，意味着狩猎者的机遇。前田面对有巨大亡国之险的中国的窃喜，让人想到了1994年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凯文·卡特(Kevin Carter,1960-1994)的那副有名的照片--《等着吃小女孩的秃鹫》。一个月后，前田子爵所歌颂的“日东圣天子”明治天皇驾崩，明治时代终结。明治天皇在位数十年，文治武功，使日本由贫弱的东方小国跻身世界列强，在普通日本民众心中具有崇高、神圣的地位，在日本历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在1912年出版的《支那风韵记》的序言中，川田铁弥表示“这个小册子与先帝最为烦心的国土问题有所关联。念及旅行之时，正是明治最后的年月，余实是感慨无际”。[20](P3小序)甚至于“到达八达岭绝壁，在长城的城墙上，游赏这天下一大壮观，可以遥拜东天……高呼万岁，大叫快哉”。[20](P39)
    三、结语
    可以认为，在日本文学、文化视域中，帝都北京的形象由虚而实、由“无足轻重”而变得“举足轻重”始于明治时期。如果说明治时期日本文化人透过魔都上海看到了南方中国、体验到西方的“近代”文化气氛，那么同时期来京的日本文化人既在北京“一叶知秋”地探察了近代中国政治、文化态势与走向，更试图从中发现对中国“一剑封喉”的现实方策。
    由上论述可知，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深受汉文化浸染的日本汉学家与僧人的北京之行几乎都止于感伤和失落。失落源于以帝都萧索破落的景观为表象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败、孔教在近代中国的失效以及“礼仪之邦”国民的鄙俗化堕落等等，顺便说说，这种失落感，甚至贯穿了大正乃至昭和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题材创作。③在经历明治维新而迅速跻身世界强国的日本子民看来，曾经作为“文化高地”的中国光环不再，一落千丈，成了待填补的文化洼地，于是出现了汉诗人的倒戈(冈千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且对自己的学习史“悔不当初”即具典型意义)。带着北京之行获得的高度文化自信和“彼消此长”的自得，为实现对华文化输出、文化侵略，日本人开始了理论层面的谋划(如内藤湖南、户水宽人等)和实践层面的探索(如小栗栖香顶等)。当然，文化侵略只是一个层面，领土、经济利益等层面的利益诉求使日本走向侵略扩张；甲午战争后，胜利一方的日本走上了与西方列强联手侵华的道路。近代北京也因此被强制染上了“世界色彩”，又因其具“咽喉”意义，遂成为列强在华利益争衡、外交纷争的枢纽。《辛丑条约》中有关列强在京驻兵等条款，以及作为治外法权地的“国中国”东交民巷，都使中国的主权与民族尊严遭受了极大的挑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难以磨灭的国耻，也极大地左右了明治末期乃至大正、昭和时期来京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书写乃至中国论述。[31]
    必须认识到，明治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只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表征和侧面。这一时期的实地踏勘、政治观察与评论，不仅影响了此时期的中日关系格局，更为大正、昭和时期日本侵华的峥嵘渐露、乃至全面展开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成为后来者北京体验、中国论述(在知识界，较具典型意义的是日本全面侵华时期的“笔部队”)的重要源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明治时期来京的日本文化人而言，北京是一座让物伤其类者留下几滴鳄鱼的眼泪、又让守候在垂死猎物附近的狩猎者流下涎水的“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