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政府还根据澳大利亚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增加技术移民的比例。虽然独立技术移民的数量在减少，1989-1990年，移民计划中技术类移民52，700名，到1993-1994年度的移民计划中只有18，300名，但20世纪90年代后期移民数量的增长主要是因为技术移民的增加，到2000-2001年度，技术移民数量又恢复到了44，730名。技术移民在移民总量中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从1996-1997年度的25％上升到1997-1998年度的51％，再到2002-2003年度的61％。此外，澳大利亚政府还加强了对人道主义移民和非法移民的管理。政府一方面减少了人道主义移民的接收限额，从1983-1984年度的2.2万名下降到1991-1992年度的7000名；另一方面其入境控制更加严格。工党政府在1992年通过的移民法，赋予移民部享有拘捕澳大利亚非法居留者的权力，一旦这些非法移民的身份确认，他们就会被拘捕。自由-国家党联合政府则通过立法规定难民最初只会获得三年的临时签证。这意味着他们只能享有有限的福利待遇，不能担保家庭成员申请移民，如果他们在三年内离开澳洲将不会被再次允许入境。
    为了减轻移民所带来的财政负担，20世纪90年代的历届政府都调整移民的福利政策，1992年，工党政府开始对父母移民的担保人征收为期两年的保证金（亲生父母为3500澳元），如果在这两年内没有福利开支则可归还。它还要求每个父母类别的签证获得者缴纳822澳元的医疗费。[28]在1994年，工党政府暂停了除人道主义移民外所有移民抵达澳洲后最初六个月的社会救济金，1996年，联合政府将这一期限延长至两年。其他的一些移民服务项目，例如成年移民的英语培训开始收费。联邦政府还取消了备受指责的多元文化政策，多元文化事务办公室也并入了移民部，一直以来它都被看作是“为了迎合族裔游说集团的一部分”。[29]工党政府中为支持扩大移民发挥重要作用的移民、人口和多元文化研究机构也都关闭了。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虽然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对本国宽松的移民政策进行了调整，开始实行紧缩的移民政策，但仍存在巨大的差异。首先，两国移民政策的目标不同，美国希望加强边境控制和“雇主惩罚”制度来打击非法移民，而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旨在限制移民数量，特别是家庭移民的入境量。因此，澳大利亚调整后的移民政策比同时期美国移民政策限制的移民对象范围更广。其次，从两国移民政策改革的内容来说，调整后的美国移民政策条款具有矛盾性，它一方面通过雇主制裁、加强边境控制来对非法移民进行严厉打击，另一方面却运用大赦条款和特殊农业工人计划对非法移民采取宽容态度；而澳大利亚不仅利用移民入境管制政策，还通过调整移民安置政策来加强对移民数量的控制。两者相比较，显然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更为严厉，也更能迎合公众舆论意向。最后，从政策的实际效果来看，美国移民政策改革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非法移民数量不断攀升，与当初的设想相差甚远；反观这一时期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它在控制了移民入境量的同时，还增加了技术移民在移民总量中的比例，以满足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需要，被认为是移民政策最为成功的国家。
    二、美澳移民政治中的“利益导向”
    “利益导向”的移民政治理论就是以移民接收国国内社会行为者之间的利益竞争来解释移民政策。虽然移民的支持者宣称移民可以促进接收国经济的发展，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但实际上移民对接收国不同人群的影响是不同的，有一部分人从移民中获益，而另一些人则要承担移民所花费的成本。根据政治经济学理论，当移民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中时会产生与之相关的利益集团，在他们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必然会导致政治观点的对立和冲突。因此，国家在移民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要承担来自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移民政策也要满足各方对移民利益的政治诉求。
    弗里曼在威尔逊（Wilson）公共政策社会中心论的基础上，根据移民的收益和成本分布情况，总结出四种移民政治类型：利益集团政治、客户政治、企业家政治和多数民主政治。[30]移民的成本承担者希望减少移民的数量，实行限制性移民政策；而移民的受益者则倾向于宽松的移民政策。如果移民的收益与成本都是集中的，双方都有代表其利益的集团，他们之间将出现尖锐的利益冲突，当其中一方对执政党施加的压力占据优势时，移民政策就会发生重大的转变，向强势的一方倾斜。如果移民的收益集中，而成本相对分散，移民政治就会出现“客户政治”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移民的成本承担者人数众多，但他们并不太关注移民问题，同时由于缺乏组织性，无法对执政党施加影响，此时移民决策过程会受到移民利益集团的左右，最终移民数量将出现增加的趋势。与之相反，如果移民的成本集中，收益相对分散，那么一旦民众对移民现状的不满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有一个寻求改变现行移民政策的政治领袖或政党站出来，响应民众要求限制移民的呼声。而在“多数民主”的移民政治类型中，移民的收益和成本都是分散的，在政治上的冲突相对来说也较弱，双方一般通过达成共识来决定移民政策的走向。
    在当前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中，其移民政治模式是典型的“客户政治”。移民的受益者和成本承担者在移民问题上持相反的态度，前者主要包括企业雇主、族裔群体以及人道主义组织；后者则以环境保护主义者、广大民众和工会为代表。[31]实践表明，那些从移民中直接获益的人比那些承担移民成本的人更易组织起来，移民经常表现出利益的集中和成本的分散。更具组织性的移民受益集团对制定移民政策的政府官员和立法机构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比无组织的成本承担者更直接、更强大。在自由民主国家，移民政策的制定者为了自身的利益，特别是选举利益，不得不顺从支持移民的获益集团而忽视要求限制移民的广大民众的意愿。同时，在该移民政治模式下，自由民主国家的主要政党虽然会在一些边缘问题上出现分歧，但都尽量避免将在移民问题上的冲突公开化，并就支持宽松的移民政策达成广泛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