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之后，两个朝鲜的历史编纂学既受不同意识形态和大国政治作用影响而出现巨大差异，又基于共同历史和民族文化渊源而保持着深层关联和共鸣，双方都致力于清除殖民地史学造成的知识和心理阴影，形成民族主义基调相似而意识形态色彩不同、牵连而又冲突的复杂形态。④
    在韩国，殖民地史学随着新的独立国家的建立而成为清理的对象，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流向北朝鲜，民族主义史学遂成为最主要的史学范式。其间，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民主运动和经济快速发展，曾经兴起民众史学(Populist Historiography)，与民族主义史学交织并行。这种史学范式与民族主义史学相似，也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政治社会干预倾向。差别是，民众史学是在相对和平、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形成的，强调实现韩国社会发展不能仅仅考虑民族整体性，还需要考虑个体权利与社会公平、公正及民主政治的实现。在具体研究层面，民众史学注重底层社会文化因素，包括农民文化习俗、民间宗教礼仪，关注社会体系中的统治支配与被统治支配关系。不过，民众史学并没有撼动民族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2001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讲师肯尼斯·M.韦尔斯(Kenneth M.Wells)发表了一篇题为《申采浩的民族、世界及其解体--韩国的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的文章，⑤文章的第二部分专门论述韩国的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文章指出，殖民地时期的朝鲜史学具有抵抗殖民主义运动的特色，到20世纪60年代，此前主要书写独立运动中的英雄人物的史学让位给更多以专门问题为中心的历史分析著作。到70年代，韩国史学分化为研究民族主义突出事件，如“三一运动”的“纯粹”史学和研究殖民经历中宗教、资本主义、教育、十九世纪后期发展等问题的“一般”史学。在这样的演进中，反日的“克服朝鲜历史的殖民史观”努力一直是一面旗帜。李基白的研究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代表，不过，李基白本人和其他一些学者都对过分使用民族主义口号来从事朝鲜历史研究会造成的危险提出了警告。有人认为民族主义成了独裁者镇压民主的工具，威胁到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也有人强调包括殖民地时期历史的复杂多面性。70年代后期，姜万吉提出，要用“分裂”时期作为理解朝鲜过去历史的基点。他在1978年出版的《分裂时代的历史认识》中提出，历史学的终极目标是对历史做出分期，20世纪前半期的朝鲜历史是殖民地时代，后半期的朝鲜历史是分裂时代。相应地，20世纪后半期的意识形态冲突强烈影响了朝鲜人的生活，也包括历史学家。他认为当下韩国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帮助本民族实现其合理的历史发展目标，历史学家必须充分看到分裂是背离朝鲜合理历史道路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在关于民族主题的历史理论中找到通往重新统一的学术原则。为此，他主张将殖民地时期的共产主义运动视为整个朝鲜民族历史运动的组成部分，并认为这一转变会使整整一代年轻历史学家的能量得以抒发，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编纂学”。姜万吉还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分裂究竟是帝国主义的后果还是资本主义的后果的问题。如是前者，则问题的关键是民族矛盾，如果是后者，问题的关键就是阶级与民族双重矛盾。这又引出另外的问题：现实的民主是否应该等待统一之后实行?随后就是寻找一种在考虑到朝鲜特殊性基点上的不同于越南和德国的统一理论问题，以及关于韩国特色资本主义与北朝鲜的某种退化的社会主义结合的理论问题。
    北朝鲜的历史编纂学是朝鲜战争之前已经形成的民族主义史学传统与苏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北朝鲜特殊政治体制影响的综合体。根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利奥尼德·A.彼得罗(Leonid A.Petrov)于2001年9月在墨尔本举行的澳大利亚韩朝研究会双年会上发表的《危机中的北朝鲜历史编纂学(1956-1967)》，⑥可将50年代到80年代的北朝鲜历史学推演勾勒出如下的大致轮廓。
    50年代苏共二十大之后，金日成提出“主体思想”，把摆脱外国影响作为现实政治目标，同时提升金日成及其家族在历史叙述中的地位。到60年代末，领袖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叙述取代了阶级中心的民族主义叙述，先前强调从社会经济角度阐释历史的方式也随之式微。这时，一些新生代学者开始反对白南云等人的观点。白南云1951年出版的《朝鲜古代史》(Ancient History of Korea)也遭到了尖刻批评，说他机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缺乏爱国主义思想。1956年，第三届全国党代会明确要求历史学家去除教条主义，确立主体思想，研究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把北朝鲜历史学家引入了“主体思想”主导的历史编纂学范式。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出的1957到1966年十年发展计划指出，历史学家的基本任务是研究社会主义革命传统、爱国主义、国家统一和朝鲜文化遗产。相应地，封建社会的社会经济本质、资本主义萌芽、民族资产阶级构成、无产阶级斗争等，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这时，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把朝鲜历史视为“反常和落后”的观点以及历史编纂学的社会经济学派都被认为是过时甚至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白南云承认，不存在表明朝鲜历史上存在古希腊那种奴隶社会的证据。1973年，白南云在《朝鲜封建社会经济史》(The Feudal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Korea)中，将朝鲜封建社会之开始定位在10世纪的高丽王朝，把当时诸如中央集权官僚体系这类非封建因素含混说成是朝鲜封建制的特点。这种说法不仅在北朝鲜，而且在诸多韩国朝鲜史著作中保留到现在。一些社会经济史家也逐渐修改其早年关于朝鲜落后的观点，开始主张早在17世纪朝鲜就在矿业、农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并且逐渐开始主张那些资本主义因素完全是朝鲜内部社会发展的结果。北朝鲜历史学家还积极寻找证明朝鲜具有东亚地区最悠久精致历史的考古学证据，并且声称东到鄂霍次克海，西到扬子江的区域都是古朝鲜政权拥有的区域，有人甚至认为他们的首都平壤最初是坐落在辽东半岛的。与此同时，金日成及其家族也在历史叙述中地位愈来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