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古拉格群岛》法文版的面世而导致苏联神话的破灭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暂时退潮，越来越多的法国知识分子放弃了革命的思想，而转向社会的民主改良方案。在激进主义受到自由主义猛烈冲击的同时，捍卫自由价值的托克维尔取代倡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成为部分法国知识分子的新偶像。英语世界研读托克维尔著述的热潮更是汹涌澎湃，自命为新托克维尔主义者的也大有人在。例如，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帕特南就宣称，其鼓吹的“社会资本”理论的灵感主要源自于托氏。①今天，我国学术界也开始重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②一书的研究。然而，国人如因此而陷入对托克维尔的盲目崇拜，窃以为大可不必。实际上确实已有不少人认定托氏掌握了民主政治的全部奥秘，转而把现代历史上的一些政治灾难归咎于激进思潮。笔者以为，如此简单的思维是错误而危险的。法兰西学院教授皮埃尔·罗桑瓦隆曾经是一位坚定的新托克维尔主义者，但他也为当代法国人言必称托克维尔，而不谈卢梭、孔德、马克思、霍布斯或洛克的现象感到震惊，并呼吁青年学生不要盲目跟风。③罗桑瓦隆的冷静观察，同样适合盛行“托克维尔热”的当代中国。
    何以不能迷信托克维尔？因为托克维尔在许多问题上是有偏颇的。如果我们在阅读他的著述时不多长几个心眼，不注意剔除他的著述中的一些偏见，那就不仅会导致对近代法国史形成误读，而且也有可能致使国人对现代民主产生误解，进而影响我们的民主改革事业。
    在拙文中，笔者将结合自身对法国史和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理解，谈谈托克维尔的文学政治观，并指出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文人何以成为社会的良心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法国大革命并非人们所以为的那样，埋葬了旧制度，奠定了新社会。虽然他不否认大革命的创造性，宣称从未见过比它“更强劲、更迅猛、更具有破坏性、更具有创造性的革命”，但表示它只不过“创造了大量派生的、次要的事物”，“即使没有这场革命，革命所做的一切也会产生”。④换言之，是旧制度而非大革命创造了民主的社会基础。
    也许就是基于这一理由，托克维尔没有对法国大革命的宣传者与发起人给予重要的评价。在托克维尔看来，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和革命者是不折不扣的文人（gens de letrres），他们不懂政治，却热衷于改革；缺乏行政经验，却喜欢空谈治国；罔顾现实的社会，却沉湎于虚构的世界；抛弃现行的法律、惯例、习俗，却想代之以一个简单、协调、一致与理性的理想国。更为可怕的是，他们公然挑战宗教的权威，处心积虑地掏空宗教的基础，致使非基督教的倾向在普通民众的心中日益滋长。⑤对他而言，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文学政治，它由迷恋抽象原则的文人发起，由反宗教的民众推动，其结果自然不能令人称心如意，它最后拥抱革命恐怖或者独夫专政，亦在情理之中。既然民主的社会在旧制度中已经孕育并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如此令人扼腕的大革命，或者如托克维尔本人所言的文学政治？
    在托克维尔的眼里，文学政治的罪魁祸首是波旁王朝处心积虑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自由的消亡。他指出：由于中央集权的高度膨胀，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的手中”⑥。在《论美国的民主》里，他也分析了一个与之有着密切关联的问题：美国人为什么不偏爱普遍、一般的观念？他的回答则是：美国人能够享有政治自由，因为“美国人是一个一直由自己来管理公共事务的民主的民族”⑦。
    中央集权的膨胀以及政治自由的缺乏，固然能够解释法国文人对政治现象的无知，能够解释他们对抽象原则的迷恋。但是，这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在18世纪的法国，精神权威的领导权为什么不是落在其他有文化教养的社会阶层而是落在文人的身上？要知道，在18世纪中叶，高等法院的法官、中下层的神职人员依然深得民心，⑧甚至连国王本人也还深孚众望。
    因此，依笔者管见，更为恰当的提法不是为什么会在18世纪的法国出现文学政治，而应当是国王、高等法官以及神职人员为什么会突然丧失了民心？在笔者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旧制度末年改革的停滞不前，在于法国民众由此产生的失望、冷漠和怨恨。
    1770年至1771年间，司法大臣莫普的改革固然是路易十五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但是谁也不能够否认，此举也可以结束旧制度法国司法体系杂乱无章的局面，起到推进法治建设的积极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伏尔泰才会坚定地站在国王和莫普的背后，对反抗王权的法官们大肆批判：“我相信国王是对的，既然必须伺候人，不如在出身名门的雄狮下面卖命，因为它生来就比我强壮有力，也不去投奔只和我同类的鼠辈。”⑨然而，在高等法院法官们的集体抵制下，莫普主导的司法改革戛然而止。1776年，重农学派的杜尔哥在担任财政总监后，积极推行谷物自由贸易、禁止酒类专卖、取缔行会管事会以及取缔强制性的道路徭役等关乎法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但也因为法官们的阻挠、国王的软弱和教会的自私等因素而被迫中断。莫普、杜尔哥等人旨在挽救波旁王朝的改革的相继失利导致旧制度的矛盾长期积压，以至于积重难返。因此，导致波旁王朝灭亡的原因并非由于改革，而是因为旧制度的改革者没有把改革落到实处，或者在触及自身特权的时候总是显得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并在最后关头放弃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改革。在旧制度末年，大臣们的走马换灯远比改革的切实推进更引人瞩目，也容易让民众更加仇恨对特权死抱不放的政治精英们。
    在这样的情形下，对社会现状日益感到不满、对政府改革渐趋失望的民众，在哲学家和文学家的辛辣批判中获得了安慰，逐渐把他们看做是社会的良心，并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由此，文人或哲学家们在不知不觉中树立了自己的威望，并最终在大革命中实践了其倡导的政治理念和社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