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盘否定文学政治的社会恶果毋庸置疑，文学政治对18世纪的法国而言拥有无可争议的正面价值。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在世界范围的广泛影响，即是最好的证明。于是乎，我们禁不住要问，像托克维尔这样一个思想深邃的人，为什么会如此强调文学政治的负面影响？可能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保守意识形态在作祟。
    众所周知，托克维尔不同于同时代的保守派，并不是现代民主的反对者。相反，他认为民主的发展，或者“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事所必至，天意使然”（19）。七百多年以来的欧洲社会都在遵循相同的逻辑。社会的各个阶层，如国王、僧侣、法学家、商人和哲学家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推动身份平等的发展；换言之，身份平等化的潮流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与之相比，政治、宗教、法律、商业或者文学艺术都是次要的因素，并且它们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服从此种平等化的逻辑。（20）因此，现代民主的潮流既不可避免，也无法阻挡。
    对托克维尔而言，平等和自由是现代民主最基本的两个理念，二者缺一不可。然而，贵族的出身、曾外祖父马尔泽尔布命丧断头台以及父母在革命恐怖时期险遭杀害的经历，让他始终摆脱不了对大革命的恐惧。在他的内心，总是对自由更偏爱一些，对平等更畏惧一些。而他所做的全部努力就是用自由驯化平等，尽可能地把平等原则贯彻在有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所以，托克维尔的民主思想自然而然地打上了保守主义的烙印。在某些时候，托克维尔的保守主义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像他如此审慎的人也无法察觉。或许正因为如此，本来无意于批判18世纪思想的托克维尔才会不知不觉中陷入保守主义者的窠臼。我们知道，文学政治几乎是所有保守派否定法国大革命乃至一切激进民主革命的杀手锏。大革命刚刚爆发，英国的埃德蒙·伯克就认为它是哲学家阴谋集团的产物。（21）法国的巴鲁埃尔神父在督政府时代也抛出了类似的论调，坚持大革命是共济会的阴谋。（22）在谈及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时，托克维尔照搬了伯克在《法国革命论》中的诸多说辞，却不知道此举会让人对他产生重大的误解。一些人也据此断言他是启蒙的敌人。针对当时某些人的误解，托克维尔曾经在私下向其挚友路易·博蒙专门作过澄清：“在那一章里（即《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一章--笔者注），我并无意于批判18世纪的思想，或者说，至少无意于批判这些思想中的那些正确的、合理的、可行的部分，毕竟那也是我自己的思想。我只想表明某种政治必然会产生的奇特效果，这种政治尽管也包含这些思想，却单单是由那些不懂得怎样去实行它们的人宣称信奉的。我的整部书都是以凸显那些导致旧制度毁灭的无数弊端为目的的，所以我并不真想责难那些想消除这些弊端的人，我想责难的毋宁说是他们做这件事的方式，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没经验让他们的这种必要的破坏行动所带上的精神。文人们也许会对我的话有所抱怨，但我相信旧制度的这些敌对者并没有受到丝毫的伤害。”
    很明显，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批判文学政治的主要目的，乃是为了指出18世纪末法国人对抽象原则的热爱、对实践精神的轻视肇始于绝对君主制的重要事实，从而强调政治自由的消亡对法兰西民族之政治性格的负面影响。但是，他对文学政治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描述，很难不让人产生误解，很难不让人认为他是伯克、德·迈斯特和德·博纳尔的同党。事实上，一些保守派的作家也因此把托克维尔看做是反启蒙、反革命的盟友。譬如，在19世纪80年代，法国著名保守派历史学家依波利特·泰纳在《当代法国的起源》里，就把伯克和托克维尔相提并论，不加区别地引用二者的观点，以批判和诋毁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24）在20世纪中叶，雅克布·塔尔蒙也把极权主义民主的根源直接归咎于卢梭等人。
    毋庸讳言，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文学政治的含混表述客观上助长了保守主义思潮在欧洲的传播。而后者全盘否定文学政治的倾向却是十分有害的，不仅扭曲了人们对18世纪法国历史的认识，而且还对后革命时期法国乃至世界的民主发展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
    一方面，它导致了反智主义思潮19世纪在法国的风行。大革命结束后，反文学政治的论调甚嚣尘上，反智主义和教权主义的合流在法国社会掀起了一股反启蒙、反理性的逆流。天主教会的学校往往忽视或者有意忽略物理、化学、社会学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的当代史学。在这种畸形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生，在走向社会时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厄内斯特·勒南在回忆童年和青年生活时，如此批判了教会教育的荒谬性：“19世纪的历史与文学思想是我们老师最为忽视的东西。……他们诚惶诚恐地避免提及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幸亏有学校的门房，我才了解到帝国的存在。”
    另一方面，反文学政治的思潮还导致了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严重下降，并进而导致了他们的工具化或御用化。譬如，拿破仑就把以西耶斯为首的革命理论家斥为“空论家”（idéologues）。圣西门也把启蒙哲人和革命者贬为“玄学家”，认为工业家必然取代哲学家成为法国社会的新领袖。圣西门的工业家治国论，实际上开启了现代社会“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先河。苏联把此种逻辑推向了极致，在教育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只重视工科教育，而对人文学科进行棒杀。不仅如此，社会上为数不多的人文学者也不得不接受权力的招安，成为领袖的御用文人或者歌功颂德者。任何拥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都会被视为社会的敌人，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批评、规制、监禁、流亡甚至屠杀。
    综上所述，文学政治在18世纪法国的出现，固然和托克维尔所批判的中央集权的膨胀与政治自由的消亡密不可分，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旧制度的法国到处充斥着特权和不公。文学政治的核心特点终究还是对自由与平等的热切追求。因此，轻视、批判和否定文学政治的自由主义者尤其是保守主义者，或多或少地都会站在平等原则的对立面。
    事实上，托克维尔对文学政治的批判与其民主观念的若干局限密不可分。笔者认为，托克维尔的思想有两个主要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