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人为何会迷恋抽象的原则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一章里，托克维尔概括了他对18世纪法国文学政治的总体看法，认为多数的启蒙哲学家是抽象原则的鼓吹者。他们不卷入日常政治，也无意于政治权力，“却终日谈论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原始形式问题，谈论公民的原始权利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和人为的相互关系，习俗的错误或者习俗的合法性，谈论法律的诸原则本身。这样，他们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们那时代政治体制的基础，他们严格考察其结构，批判其总设计。……他们都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⑩。在托克维尔及其信徒的眼里，启蒙哲学家以及后来的革命者迷恋抽象的自然法，置现行的法律、习俗、道德与宗教于不顾，只会导致建立一个“理想国”或者“哲学家的天城”。
    事实上，托克维尔对18世纪法国思想界的认知有失偏颇。在1689-1789年间的法国，并非所有的文人都是抽象的自然法、社会契约论的信徒。从历史、习俗、宗教中去寻找政治改革的合法性的人决不在少数。譬如，绝对君主制的批评者就习惯于从历史当中寻找自己所需的证据。在18世纪上半叶，布朗维利埃是一位贵族自由的坚定捍卫者，他在研究法国古代历史之后得出结论说：国王们和第三等级是自由的破坏者，打破了国王和贵族在法兰克人征服高卢人时厘定的契约，从而扼杀了政治自由。因此，他主张回到过去，回到贵族能够有效参与政府的查理大帝时代。对于后者，布朗维利埃予以高度评价：“查理大帝首先考虑了自他以后我们的任何一位国王都无法正确理解的事实，即法兰克人由于自身的天然性格，由于他们具有选择国王并参与管理政府的权利，而成为了一个自由的民族；而且，贵族的参政能够为国王出谋，能够推动全民族致力于实现源于某种共同意愿的事业。”
    从某些方面来讲，孟德斯鸠也是布朗维利埃的信徒。对英国政治制度推崇备至的孟德斯鸠认为，英国的政治自由源远流长，可追溯到“日耳曼的森林”。因为英国人“从日耳曼人那里汲取了他们的政治体制的观念”（13）。但由于对商业社会的重视，孟德斯鸠并没有接受布朗维利埃的复古立场。不过，在18世纪的贵族当中，孟德斯鸠的审慎并不多见；绝大多数反对君主制的人都像布朗维利埃一样，纷纷从往昔的历史中寻找各自所需的答案。各个享有特权的等级、机构、团体也都诉诸历史、风俗、道德、宗教以及现行的法律，以证明自身特权的合法性。利用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功利主义在18世纪法国是如此的盛行，以至于信奉共和主义的卢梭、马布利们也把眼光投向了过去，对斯巴达和古罗马的政制顶礼膜拜。事实上，围绕逝去的历史和现行法律、风俗或道德的争论对于迫在眉睫的改革而言，不仅毫无裨益，而且非常危险，因为它们只会成为人们进行改革的绊脚石。
    有鉴于此，一些哲学家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布朗维利埃的做法，认为唯有在理性、公正、普遍的法则之上才能建立焕然一新的社会。譬如，重农学派的信徒达尔让松（d'Argenson）表示，世界不应当由羊皮纸和既定的权力来统治，而应该由清晰的理性来统治。（14）不过，最具典型的代表当属以哲学家自居后来成为大革命重要领导人的西耶斯神甫。西耶斯认为，旧制度改革的出路绝不可能存在于故纸堆之中。“我们都知道，愚蠢的学究总是自信满满地批判哲学家，不屑于探本溯源，不屑于追寻社会技艺的原则。实际上，皓首穷经的博学和庸人懒汉的作品一样，毫无价值，不能形成真正有益、富有成效的思想。哲学家由于志趣，也由于智慧，对记载我们祖辈的错误的史学年鉴全无兴趣。但是，庸才们却枉费心机，事无巨细地记载所有的故事；他们把阅读与抄写的能力看做是高贵的品质，将之视为所有问题的解决之道。”（15）西耶斯表示，如果凡事都诉诸历史，都讲事实，那只会掉进专制主义的陷阱，助纣为虐，而不能为人们提供“独立于专制主义、批判专制主义的真理”。对于那些妄图从过去寻找未来的人，西耶斯不无嘲讽地说道：“罔顾18世纪的进步，却固守14世纪不放，这算哪门子的社会秩序呢？”
    所以，西耶斯旗帜鲜明地主张，18世纪法国人应当有勇气去探究适合自己一代人的“社会技艺的原则”，把民族还原为“身处社会联系之外的个人，或像人们所说，处于自然状态的个人”，使之从“人为行使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17）而无论这些束缚来自宗教、历史、习惯、风俗，还是来自家庭。在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制定过程中，西耶斯毫不介意有人将革命者倡导的学说斥为形而上学。相反，他对这种“形而上学”还颇有些自鸣得意：“当人们第一次谈论为法兰西制定的国民宪法时，这是形而上学。当人们试图证明立法权属于国民而不是国王时，这是形而上学。当人们把三级会议的代表视为真正的代表，并由此得出最有用的真理时，这是形而上学。当人们第一次区分制宪权并依据宪法组建权力时，这是形而上学。当人们敢于在不以特权者为耻的时代攻击特权时，这是形而上学。当人们在谈论等级的比例，突然抨击等级制度，认为它荒谬至极，在国家里制造的骚乱最多、形成的危害最大时，这是形而上学。当人们追问第三等级是什么，其答案似乎也是形而上学。当人们在2600万的居民却不及20万人的国家里，宣扬人身的平等、民事权利的平等以及同样重要的政治权利的平等时，这是形而上学。当人们说一个自由的民族是由公民而不是由诸侯和领主组成，当人们开始为公职竟然被当做一种财产的事实感到震惊时，这是形而上学。当人们喊出了‘国民议会’的名称，当人们认为它比‘法兰西三级议会’更为妥当时，这是形而上学。当变成了公共代表的第三等级代表自视为国民，并组建国民议会时，这是形而上学。在不到一个月前，人权宣言是什么呢？形而上学。今天把税收和各级的国民代表制相联系，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一种准形而上学。……这些真理尽管在目前还是形而上学，但总有一天，它们将不再是形而上学。”
    西耶斯的例子告诉我们，启蒙哲学家或者法国革命者对普遍的、抽象的、理性的原则的迷恋并不完全如托克维尔所说，是因为他们不能介入现实的政治生活，缺乏治国安邦的经验和才能，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有意要和处处渗透着特权思维、团体主义以及历史主义的社会现实保持距离。对政治、党派与利益的超然立场是他们的力量所在，也是他们今后进行社会建制的目标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