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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现代性、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8)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古代文明》 赵轶峰 参加讨论

韩国汉阳大学教授林志弦对于现代民族主义、殖民主义所做的研究更具有理论深度。他在2008年发表了《全球民族史系列中的东方与西方--东亚民族史的编写》一文,在理论方法角度剖析了在观念层面密切纠结着的西方、日本、韩朝历史编纂学。(31)
    林志弦认为,尽管现代历史编纂学总是自诩客观、科学,但自兰克的时候开始,其内在的逻辑就是去发现通向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历程,人民的历史是民族国家历史的附属品,民族国家成为人类进步的目标。因而,现代历史编纂学从一开始就在推动民族历史的构建。从这种意义上说,现代人叙述的历史其实是从一种“原点的现在”(originary present)开始的民族国家演生的传记--当下的民族国家成了所有先前历史的祖先。这种方式赋予欧洲中心主义合法性,因为它用回溯的方式去看以往,当下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欧洲就成了尺度。1945年以后,西欧各民族史书写消沉,但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盛行的把各民族史装入通向欧洲轨道的历史范式,在后殖民主义时代毫发未损。在这种研究范式支配下,非欧洲地区的历史学家几乎无例外地致力于在与西方比对的语境中界定自身民族的特征,无论民族主义历史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通过寻找类似中产阶级、城市、政治权利、理性主义、资本主义生产的方式,在自身历史中找寻欧洲因素,以求克服本民族历史的“缺失”,论证自己民族属于历史性的民族,并使自己的历史叙述成为西方人能够理解的东西。欧洲殖民主义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共享的一个现代历史编纂学关键概念是,民族国家是普遍的和最可取、最自然的政治形态。这种思维模式把民族主义历史与欧洲中心主义历史以及东方主义历史联系起来,结果是非欧洲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在反西式东方主义形态下分享东方主义的价值编码,从而在认识论意义上与欧洲中心主义历史成了双胞胎。日本在兰克学派影响下形成的现代历史编纂学,试图证明日本与欧洲的平等对应性,同时强调日本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差别。在这样做的时候,它把中国和朝鲜视作了自己的“东方”--让中国和朝鲜替代日本承担东方的形象,其自己则可以归入西方。所谓“东洋史”,就是日本对其邻国的东方主义或准东方主义的体系。就是在这种语境中,中国从“中国”变为“支那”--从中心之国变为作为日本边缘的充满困境的国家。东洋史研究主要关注中国,日本殖民政策史则主要关注朝鲜,后者的目的是把作为文明国家的日本与作为野蛮国家的朝鲜区分开,把朝鲜作为映衬日本发展进步的镜子。所以,日本的亚洲历史观是欧洲东方主义亚洲观的一个翻版。美国东亚研究主流学者颇受日本东亚观的影响,费正清等人所写的传播最广的东亚史书,《东亚--传统与变革》中就用了一章篇幅来写“脱离中国模式的封建日本”。战后日本历史编纂学基本继承了战前日本的历史编纂学,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反省全面战争体系和日本法西斯主义过去时,将之归咎于前现代残余作祟和日本偏离现代性带来的灾难。东亚历史编纂中存在着一种民族主义的竞赛,各国在寻找共同历史的尝试中发生的争论,其实是各自以民族为中心理解历史在汇流之后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冲突背后是韩国和日本的民族史结成的一种“敌对性合谋”(antagonistic complicity)。朝鲜历史写作在1895年发生重大转变,政府指导下编制的小学和初中历史教科书将对中国的称谓从“华”改为“支那”,对日本的称谓从“倭”改为“日本”。在日本于1905年将朝鲜变为保护国之后,泛亚洲主义成为朝鲜知识界批评日本殖民主义及冒犯亚洲团结的武器,但日本作为西方事务代表者的地位并没有动摇。这时,朝鲜历史学家日益强调民族灵魂、本质、精神,寻求朝鲜文化的特殊本质和对据称存在了5000年之久的檀君始祖的认同。亚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未置身于这一潮流之外,马克思将东方与西方的空间性差别变为落后与先进的线性阶段对比差别,那些民族主义革命者将马克思主义看做一种现代性理论,采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边缘“赶上”中心战略的武器。所以,朝鲜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会非常重视“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的内源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努力去发现乡村人口的分化,寻找可能演变为农业资本家的大规模农场和农业无产者,寻找特殊作物的商品化生产、供应市场的手工业以及具有现代性的思想,并沿着这类线索向古代中世纪追溯去发现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这样,朝鲜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都依靠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并且投入了“红色东方主义”(Red Orientalism)的泥潭中。无论朝鲜还是日本历史学家,愈接近西方就愈发现自己与西方的差别之巨大,在东方主义的话语中摆脱边缘地位而在稳定的西方获得自己位置的愿望从来不曾实现。只要边缘地区的历史学家纠缠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模式中,他们就一定要使用东方和西方这种话语,中间加入线性的历史进步阶段论,他们就一定得承认东方和西方的差距。这种困境表明,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学必须被解构。否则,边缘地区民族史的历史叙述就会不断地鼓励其自己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民族主义或者反西方的东方主义。
    目前可查看的林志弦的相关研究都是用英语写作的,这多少使人难以判断他的前述颇有深度的分析对于韩国本土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怎样的实际影响,因而也就还不能以他的研究作为韩国历史编纂学观念主潮的动向标。即使如此,他的研究,构成了韩国史学家对西方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正面反应。这一反应,通过将当代西方的韩朝历史编纂学置于韩朝历史和历史编纂学长期演变的景深之中加以剖析,查见了西方韩朝历史观的意识、概念之核心,显示出韩朝历史学家历史编纂学意识的自觉性。然而,林志弦的研究,并没有对韩朝史学界自身的民族主义话语进行同样深入的剖析,而如果不能深刻反思这种民族主义,对于西方历史编纂学的评论就不能有效地引发韩朝历史编纂学整体的新探索。
    五、结语
    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美国学术界,在二战以后,发展起了对韩朝历史进行深度研究的体制。其中包括,韩朝研究在许多高校已经成为稳定的专门学科领域,有专门化的学术机构和专业化学术期刊,能够持续性地推出研究新成果并培养出专业人才。20世纪50年代,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成为西方韩朝研究的核心机构,其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方法论作为第一代哈佛学派学者的亚洲历史范式的组成部分影响了数代西方学者,甚至亚洲学者。东方主义,迄今渗透在西方学者看待包括韩朝在内的亚洲历史的基本观念中。现代化理论则直接支配了哈佛学派学者的韩朝历史认识,费正清、赖肖尔、瓦格纳都是如此,并通过其培养的人才传布全国。华盛顿大学的詹姆斯·帕莱在稍后成为美国韩朝历史研究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他完全了解学界对于经典哈佛学派韩朝史观的批评,比第一代哈佛学者更多地关注了韩朝历史本身的特质,尝试改变把20世纪以前的朝鲜作为中国附庸来研究的做法,将之作为单独的对象来总结其历史特点。但是在保持现代化历史观的前提下,帕莱重新总结出来的朝鲜历史独特性实际更强化了朝鲜传统社会内在落后性和现代历史外塑必然性意象。80年代以后,随着新一代亚洲研究学者的成长和各种批判性理论的跨学科弥漫,包括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历史人类学等等,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其特点,一是改变关于韩朝历史的线性解释方式,关注其各种侧面和多样、复杂性;二是针对韩朝历史学家的民族主义提出各种各样的反向论述;三是更多地把关注点放到现代韩朝而非更早时期的朝鲜。这些新派学者在对韩朝民族主义史学进行批判,并对哈佛第一代学者单纯从民族国家整体现代化角度对韩朝历史的线性描述做出修正的同时,有意或无意地重申了20世纪前期殖民地史学的诸多主张。后者可以被看做晚近各类批判性理论与冷战国际关系格局造成的思维定式混合的表现。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晚近的批判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基本取向是批判性地分析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及其后果,这在基本方面属于对被掩盖在“现代”社会成就背后的霸权、统治关系的后现代反思潮流。但是,前述由韩朝历史编纂学晚近动向折射出来的西方韩朝历史编纂学,注意了殖民地历史中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混杂性,弱化了民族与民族国家话语的合理性,却也重新确认而不是解构了殖民主义时代的主导叙述,以一种诡异的话语方式重申了欧洲中心主义、现代性霸权,甚至殖民主义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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