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生托德·亨利(Todd A.Henry)发表文章《净化帝国--日本的朝鲜他者话语与殖民地早期首尔的建构(1905-1919)》。文章指出，在过去约10年间，英语世界关于日本帝国的研究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转变。先前的研究倾向于采取一种东京中心的方式来研究日本帝国主义；而新的研究则在后殖民主义影响下，开始对从大都会向外辐射及移植到殖民地这种相对简单、单向度的方法论提出质疑，开始认定日本的现代化思想与工程及其带来的经验、认同是与殖民地的变化一致的。该文研究日本在殖民地首尔进行水源净化并重建首尔居民的卫生习俗的历程，结果一方面凸显了日本殖民统治在朝鲜殖民地推进社会现代化的情况，同时也讨论了这一过程和日本帝国意识形态与朝鲜社会既有制度、行为方式之间发生的交叉、互动和冲突。(23)
    2010年，埃弗里特·阿特金斯(Everett T.Atkins)出版了一部著作，题为《原我--日本殖民者凝视下的朝鲜人(1910-1945)》。这本在日本和美国学术界都引起一些反响的著作以大众文化政策为线索考察日本殖民及后殖民时代与朝鲜发生的互动关系，挑战关于帝国主义日本通过镇压朝鲜文化表现出对朝鲜人的蔑视态度的观点，对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进行重新评估。该书认为，殖民地时代日本人关注的许多朝鲜事物，包括民间戏剧、舞蹈、萨满、音乐以及物质遗产都成为后殖民时代朝鲜民族认同的标志。(24)尽管对该书出现了许多肯定性评价，然而加利福尼亚大学托德·亨利发表的述评却是批评性的。(25)托德·亨利认为：埃弗里特·阿特金斯致力于推翻关于日本帝国对于朝鲜半岛及其人民持轻蔑态度进而寻求通过强力措施抹去其任何关于民族文化独立和自我认同感的看法，认为日本在朝鲜的总督(Government-General)并没有抹杀朝鲜性(Koreanness)的能力，其属下的机构也不一定表现出这样做的欲望；日本“文化统治”战略的目的是倡建一个安排有警察并处于监督下的有限公共领域，这样一个殖民地公共领域，鼓励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精英提倡本土文化因素；为了证明他的观点，阿特金斯大量依赖日本帝国的文本，这些文本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表述，包括傲慢地认为自己具有“保护”和统治这个半岛的权利，而且宣称这种做法符合殖民地人民的利益。托德·亨利认为阿特金斯没有对他这种自我服务(self-serving)的主张背后的预设进行任何追问，贬低了朝鲜人自己争取主权的各种努力，走到了将日本官员及其朝鲜追随者对朝鲜半岛及其文化的判断做“自由主义化”、“肯定”、“人道主义化”理解的边缘；该书为了使日本殖民知识重生(revalidation)所提出的“原我”(Primitive Selves)概念也是需要商榷的。托德·亨利指出，阿特金斯是在寻求把已经意识到的日本现代性弊端与关于日本帝国的殖民地中心化的研究归到同一个框架中；他在把朝鲜人形象描绘成是“现代的”日本人“古色古香”的原版的话语中，实际否定了朝鲜人与日本人的同时代性，他似乎不公开地认可了日本已经现代而朝鲜却没有现代这种殖民主义人类学观点。阿特金斯一直在反对后殖民时代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关于日本对朝鲜的管理破坏了朝鲜半岛的文化财富的看法，然而他本人承认自己不具备阅读朝鲜文文献的能力，主要依赖日本朝鲜总督的官方及半官方文献，来支持其日本总督“深深地关注其统治对象的精神健康”的主张。殖民机构对文献肯定进行了选择，保护适合其官方利益的文化资料，摧毁或忽视大量其他资料。该书的第四章中，作者观察到殖民地后期朝鲜艺术如何在日本帝国流行的情况，但是忽视了创造一个日本消费者安全惬意地欣赏被统治的朝鲜人的艺术的环境所需要的实力，他将日本化的朝鲜文化作为共同意趣的例证。(26)托德·亨利的评论是深刻的。
    从以现代性为基本尺度，到提出以殖民现代性为核心概念的修正，西方学术界虽然不断出现反思与批评的思潮，但其试图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的努力在韩朝历史编纂学领域成就甚微。所谓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历史编纂学在韩朝历史编纂学领域的实践，虽然呈现出了许多至少在民族主义历史学视角下难以看到的历史情节，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明显无视日本殖民主义历史活动本身的大量侵略、战争罪恶前提下做出的。这些研究过度强调殖民时代社会的容受性、妥协性和经济技术进步，将20世纪日本在亚洲的殖民统治表述成为现代化凯歌行进的事业。在此过程中，韩朝历史学界过度偏狭的民族主义，恰好成了这些在西方学术语境中修正韩朝历史叙述、构建与其相反的历史图景的借口。大致看来，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在韩朝历史编纂学领域所展示出来的成果，主要是借用了这两种思潮质疑理性和历史客观性的话语，却不具有这两种思潮原本在哲学层面的反省力，也缺乏历史学本身的严谨性。值得注意的是，此类研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由非历史学专业的学者，包括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比较文学及文化研究的学者发表的。这是否意味着历史学与其他学科在学科立场层面的差异，还需要分析更多的例证才能判断。但无论如何，历史学家不仅需要看到凭借相关学科概念与方法而对历史所做考察的启发意义，也需要正视那些学科的基本方法、立场与历史学的差别。
    四、解构东方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韩国学者对西方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批评
    韩朝历史学虽然长期处于民族主义笼罩之下，但至少在韩国，也有少数历史学家对西方的韩朝历史编纂学有充分的了解，并且在晚近时期做出了颇有深度的批评。
    在Michael D.Shin前述文章发表8年之后的2010年，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朝鲜历史系助理教授Leighanne Yuh在《朝鲜历史国际期刊》上发表了题为《美国的朝鲜历史编纂学》的文章。(27)文章在回顾美国朝鲜历史研究历程的时候，尽量从可理解性角度谈论韩朝历史学家的观点，同时对美国的韩朝历史编纂学做出批评性的回顾和分析。根据这篇文章，自19世纪70年代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进入朝鲜，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美国历史学家一直主要把朝鲜作为基督教开化、民族主义、现代化、反共产主义或阶级斗争的全球叙事中的一个案例，而不是一个独一无二或者自有理路的对象来研究，忽略了朝鲜历史的“朝鲜性”(Koreanness)。最早写作朝鲜历史的美国传教士和旅行者都是用西方基督教文明作为尺度来看待朝鲜事物的，沿着这一倾向，19世纪后期美国传教士早就建构了一个落后的、迫切需求启蒙开化的朝鲜形象。朝鲜殖民地时期，在美国发表的朝鲜研究著作为数不多，且带有情报或者初期冷战的色彩。(28)朝鲜战争之后，现代化理论成为50、60年代主导美国韩朝历史研究的潮流。约翰·W.霍尔(John W.Hall)、马里厄斯·詹森(Marius Jansen)、赖肖尔、爱德华·瓦格纳、詹姆斯·帕莱都沿着这个方向做出了一些深湛但又缺乏通贯视野的研究，都不能解释为什么韩朝的现代化在很长时期中并非导向民主、资本主义和社会公正，而是孵化出了独裁政治。韩朝民族主义学者大多拒绝承认朝鲜殖民地化的必然性，认为朝鲜王朝在17、18世纪已经发展起了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旧有的身份体系处于瓦解之中，知识界也已经开始了“现代”思维；如果没有外国势力，尤其是日本势力的入侵，朝鲜会自行走向现代工业和民主社会。美国的韩朝历史研究者则总体上说不认可这类看法，他们认为朝鲜的现代化开始于日本殖民占领时期。詹姆斯·帕莱和马丁娜·多伊希勒(Martina Deuchler)等人，都把朝鲜没有能够抵御外国侵略归因于朝鲜保守的土地贵族主导的社会政治体制，或者是新儒家教义的顽固性。(29)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学者开始更严肃地考虑朝鲜民族主义历史学关于朝鲜自行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问题，但他们的结论仍是否定性的。帕莱承认，传统朝鲜的改革思想家曾经构想过现代经济改革，也的确发生了关于赋税和市场体系的改革，但是在土地所有权和社会体制层面都没有重大结构性变动。直到90年代，随着各种批判性理论的传播，美国韩朝历史研究才走向多样化，有逐渐摆脱现代化模式的迹象。查尔斯·阿姆斯特朗(Charles Armstrong)的《北朝鲜的国家与社会转变》透过意识形态的遮蔽，揭示了一个纪律化社会创建的历程，而不是苏联强加给一个无助而又木讷的社会的政权。阿姆斯特朗强调，南北朝鲜的现状都无可否认地脱胎于其儒家和殖民地时代的共同过去，朝鲜人不是在日本殖民地时代或者在面对西方帝国主义时才意识到自己与他者有差别，他们的认同发生在更早的时代，即使那时还没有现在所说的“民族主义”。(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