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集的前半部分从不同的实践侧面考察殖民霸权与朝鲜独特的殖民现代性的形成，后半部分集中于在殖民现代性语境中考察新认同的建构。李哲雨(Chulwoo Lee)的《日本统治下朝鲜的现代性、合法性和权力》(Modernity，Legality，and Power in Korea Under Japanese Rule)通过政府系统的现代化过程来考察殖民霸权的社会纪律建构，发现殖民地朝鲜不仅存在社会内部和解而且存在精神的一体化。迈克尔·鲁滨逊所作的《1924到1945年间朝鲜的广播、文化霸权与殖民现代性》(Broadcasting，Cultural Hegemony，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Korea，1924-1945)展示出广播这种新媒体怎样服务于殖民国家的同化政策同时也开启了反对殖民霸权的门户。申起旭与Do-Hyun Han合作的《殖民组合--1932到1940年的朝鲜乡村复兴运动》(Colonial Corporatism：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Campaign，1932-1940)进一步考察同一主题，讨论了国家通过乡村复兴运动向乡村的渗透，认为这一运动强化了殖民霸权，使得国家在强制性弱化情况下实现了对地方更有效的控制和动员。迈克尔·施奈德(Michael Schneider)写的《文化统治的局限--日本对朝鲜稻米反应体现的国际主义与认同》(The Limits of Cultural Rule：Inter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in Japanese Responses to Korean Rice)，通过对具有象征性和实物性的稻米的考察，强调殖民统治的协商性(negotiated nature)，认为殖民者一方面将自己看做亚洲的殖民强者，另一方面又将朝鲜等殖民地的稻米出口到帝国的核心区域，从而使殖民地与殖民帝国核心区联系起来。Soon-Won Park的《殖民地工业增长与朝鲜工人阶级的兴起》(Colonial Industrial Growth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Korean Working Class)展现了殖民地朝鲜与后殖民地韩国之间民族构建的承续性，暗示独立后的朝鲜民族具有复合性。杨大庆(Daqing Yang)所作的《日本帝国电信网络中的殖民地朝鲜》(Colonial Korea in Japan’s Imperial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也指出，朝鲜精英同样利用了这些把殖民地与宗主国联系到一起的庞大的电讯网络。肯尼思·韦尔斯(Kenneth Wells)的《合法性的代价--女性与1927至1931年间的槿友会运动》(The Price of Legitimacy：Women and the Kǔnuhoe Movement，1927-1931)关注的是女性活跃分子尤其是槿友会寻求独立性的努力。Choi Kyeong-Hee的《既非殖民化的也非民族的--Pak Wanso的〈母亲的份额〉中的“新女性”建设》(Neither Colonial Nor National：The Making of the‘New Woman’in Pak Wanso's‘Mother's Stake 1’)通过对女性小说的详细考察分析新女性内在化过程中的代际变化，以及殖民地朝鲜女性参加男性主导的民族主义或置身于殖民者主导与男性主导的民族主义之外的选择。Michael Shin的《内景--Yi Kwangsu的〈无情者〉与现代文学的起源》(Interior Landscapes：Yi Kwangsu's The Heartless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Literature)考察了民族与文学创作者之间的复杂关系。Clark Sorensen的《殖民地朝鲜的民族认同与“农民”群类的设立》(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Category‘Peasant’in Colonial Korea)讨论了农民作为一类人是如何被区分出来并成为朝鲜民族性的一个基础。Jeong-Seop Kim的《寻求民权--殖民地朝鲜的白丁运动》(In Search of Human Rights：The Paekchong Movement in Colonial Korea)考察了朝鲜被歧视的人群“白丁”争取权利的运动。亨利·埃姆(Henry Em)的《作为现代和民主结构的民族--申采浩的历史编纂学》(Minjok as a Modern and Democratic Construct：Sin Ch'aeho's Historiography)用类似百科全书词条的方式对被视为朝鲜民族主义史学之父的申采浩思想进行分析，展现出民族作为一个概念同时又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兴起过程。
    前面提到的两位评论者都认为该书富有启发性，包容了大量理论性研究，显示出如果不对殖民时期的历史实现深刻理解，就难以充分理解后殖民时代朝鲜的发展，从而把朝鲜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然而把这样的一部论文集安排到前面对韩朝历史编纂学史的大致梳理中看，马上就可以看到其与殖民地史学的高度相容性。其论题的选择，显然有强烈主观目的性；其试图展示的，是朝鲜人民对殖民地霸权认可的自然合理性；其倾向于淡化的，是殖民地的统治性、强制性、不合理性。这显示出，所谓后殖民主义史学在韩朝历史编纂学中的实践，指向对殖民主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认可。
    2002年，Hildi Kang出版《在黑伞下--1910至1945年间殖民地朝鲜发出的声音》，被评论者认为是体现近年韩国和西方历史学家中挑战“日本压迫剥削-朝鲜受害抵抗”模式潮流的一部代表作。(20)该书作者对洛杉矶地区近50名朝鲜人或朝鲜裔美国人进行了采访，把采访获得的资料加以整理，以之展示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人经历的复杂性。书中的朝鲜人“Hong”，在日本统治下的朝鲜上学，受到其日本校长启发，前往日本接受教育，参加了日本的地下组织，甚至在日本的大学参加了日本共产党组织的运动，被捕后又放弃了共产主义，出狱后前往美国接受进一步教育，后参加了美国军队。作者用这样的故事试图说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人经历了诸多两难、抉择，不能用两元对立的方式解释。还有一些人，不是自己选择，而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而不是意识形态，接受了日本要求的信奉神道、改为日本姓氏等等，顺从了日本的同化。作者认为，这些事例表明，即使处于日本统治的黑云笼罩下，生活也从来不是如朝鲜民族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仅仅有一个维度，而是复杂的。(21)评论者认为，该书是一部不错的口述史学著作。然而情况如上，这样的研究带有很显然的主观选择性和现实目的性，其对读者了解韩朝历史的故意导向性，与其所批评的民族主义史学相比，不遑多让。
    2002年，安德烈·施密德(Andre Schmid)出版了《帝国之间的朝鲜》。他通过对知识分子、改革者、政论家如何界定朝鲜国家的考察，展现了朝鲜国家如何在早期民族主义运动中建构起来的历程。(22)因为他大量使用了朝鲜王朝的历朝官方实录，所以他的研究，一定程度地解构了把朝鲜民族主义史学限于殖民地化以后时期来考察的方式。对这部著作的详细研究，尚待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