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维多利亚时代的博物学家弗兰克·巴克兰(Frank Buckland,1826－1880)首次出版《自然史的奇葩》(Curiosities of Natural History)。他在书中提到，有一位名叫芬摩尔(Finmore)的渡夫，在因伊顿学子而闻名的索雷堡(Surley Hall)附近摆渡，是他捕获了伦敦之上的泰晤士河里所曾见到的最后一条三文鱼。巴克兰紧接着说道：“自泰晤士河上的这一物种的最后一条成为人类贪婪的牺牲品以来，40年已经过去了。在索雷堡附近，有一个这可怜的鱼儿最喜欢的隐匿处，那里最终被人发现，它就注定要被毁灭了。”(14)巴克兰还根据他的了解，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最后一条”三文鱼最终如何落网的过程：
    ……于是，有一天，那隐匿处的四周被渔网围了起来，渔民们对其捕获信心十足，但是他们搞错了。那三文鱼忽然觉察到了人类的背叛，他俨然一条勇敢的、聪明的鱼儿，纵身一跃，非但没有落入网中--对这一点他太清楚不过了--反而正好越过渔网，成功逃脱，至少有一段时间是如此。
    几天过后，他返回家园，想回到其隐匿之所。渔网又一次向他围扑过来。而这一次，有一张网被系在了撒在水中的那些渔网的软木浮子网线上，同时通过一根绳子悬挂在了空中。那三文鱼又一次突然出现，又一次一跃而起。他毫不困难地挣脱了水中的渔网，但却自然地落入悬挂在空中的那张网中。他死了；虽然死得不光彩，但是他的遗骸却得到了尊重，成为了“精美的菜肴，被端到一位国王面前”；因为它被带给了当时住在弗吉尼亚湖村(Virginia Water)的这位国王(15)，他以一几尼一磅的价格给那位幸运的渔民，买下他捕获的这条鱼：几小时的工作就挣了20几尼啊！(16)巴克兰的这段话已成为有关泰晤士河“最后一条”三文鱼的经典叙述。其笔下的这条鱼虽然“勇敢、聪明”，但终究还是敌不过人类的智慧，结果不免化作了国王的盘中餐、平民的糊口钱。由于巴克兰的这部著作首次出版于1857年，因此根据这一年份以及他所说的“40年已经过去了”的追忆推算，那位渡夫捕获这条鱼的时间大约是1817年。而恩里克·哈迪则说，巴克兰描述的是在1833年“最后一条”泰晤士河三文鱼如何在索雷堡附近的隐匿处落网的。(17)1883年，查尔斯·弗莱尔(Charles E.Fryer)撰写《三文鱼渔业》(The Salmon Fisheries)一书，作为这一年在伦敦举办的“国际三文鱼渔业大展”(the great international salmon exhibition)的手册而发行。他在书中说到，泰晤士河上“最后一条”三文鱼大约在1824年被捕获。(18)而关于泰晤士河里“最后一条”三文鱼被捕获的时间和地点，还有另外的许多说法。有人说，1812年在切斯维克小岛(Chiswick eyot)和普特尼(Putney)之间捕获的那条三文鱼或许是最后的一条；(19)有人说，从泰晤士河游来的最后一条三文鱼于1823年在芒肯岛(Monkey Island)(20)被捕获，并送给了住在温莎的乔治四世；(21)有人说，他注意到泰晤士河里最后一条三文鱼是在1833年6月被捕获的；(22)有人说，这条河里的最后一条三文鱼大约在1860年被捕获。(23)无论如何，乔治·莱斯勒(George Dunlop Leslie,1835－1921)在《我们这条河》中再也没有提到三文鱼。莱斯勒于1835年生于伦敦，是英国的一位风景画和风俗画家。他基于自己所见证的泰晤士河沿岸发生的变化而撰写了这部著作，1881年首次出版。在书中，他回忆了与他的兄弟和一位朋友在泰晤士河上第一次划船的经历，当时他大约13岁，也就是1848年左右。他在书里谈到了很多东西，譬如那轮船码头，那讨人喜欢的老市场；市场上有水果、金鱼和大褐虾，但是他没提到三文鱼。在该书的第八章，他记录了泰晤士河的自然史，其中着重提到很多种鱼类、鸟儿以及其他物种等等，但根本没有提及三文鱼。(24)这样，虽然英国人对于泰晤士河里最后一条三文鱼到底于何时在哪里被捕获各有说法，但是这鱼儿最终从这条河里消失不见，却成为了不争的事实。由于这并非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事件，因此，对于泰晤士河三文鱼到底消失于何时、何地的回答，显然难以精确到某年某月某一天的某个地方。世人也许永远不可能确切地知晓三文鱼在泰晤士河绝迹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但是可以说，在泰晤士河里栖息已久的这一物种经历了一个不断减少并最终消失的过程，直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它在这里绝迹了。
    在泰晤士河里栖息已久的三文鱼，最终为什么会在19世纪中叶从这条河里消失不见，从而使得曾经繁荣的泰晤士河三文鱼渔业衰落并消亡？对于这一问题，历史上的英国人早就作出了种种思考，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从渔民方面而言，有人认为，因为他们缺乏虔诚，渐渐忘了给教会交纳惯常的捕获三文鱼的什一税，三文鱼也就渐渐从泰晤士河里消失了。这一看法让人联想到有关三文鱼的一个宗教传说。它说的是，在往昔，威斯敏斯特圣彼得修道院院长(the Abbot of St.Peter's,Westminster)主张有权征收伦敦市长大人管辖范围内的三文鱼捕获什一税，并连续征收了几个世纪；其借口是，当圣彼得在威斯敏斯特以他的名字命名那里的教堂而使之得到尊崇的时候，他授予这座修道院征收这一捐税的权利。(25)后来，渔民们慢慢忘记了这一条，因而也就影响了三文鱼在泰晤士河里的出没。(26)这一说法当然不足为信，不过，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部分英国人是如何忧虑和思考泰晤士河三文鱼以及这一渔业之命运的问题的。
    英国人的这一忧虑为时不短，远的不说，至少在1758年，伦敦城市政官水务副手(Water Bailiff of the City of London)罗伯特·宾内尔(Robert Binnell)在有关泰晤士河的描述中即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宾内尔在分析泰晤士河三文鱼渔业“主要是如何摧毁的”，或“造成泰晤士河这一渔业毁灭的这种巨大罪过的原因”时提及，“捕鱼的时间、季节和方式不合法，所使用的渔网和工具不合法，因此总体上毁掉了这鱼儿的卵、幼鱼和鱼苗”(27)。宾内尔所提及的三文鱼渔业被毁原因可以称之为“过度捕捞”(overfishing)。到19世纪，许多英国人认为，对于一些河流里三文鱼捕获量的减少来说，或许可以用“过度捕捞”加以解释，但是很显然，这并非泰晤士河里三文鱼消失的原因。譬如，查尔斯·弗莱尔说，“过度捕捞”，无论是通过正当的手段还是通过不正当的作法，其本身都不足以解释我们的一些有三文鱼的河流的衰竭，以及其他一些三文鱼河流的彻底毁灭。(28)他在这里指的是泰晤士河。他进而说道：“对贸易来说意味着生机的事物，对渔业来说则意味着死亡。在一时的热情之中，这个民族以及公共利益的卫士们彻底忘了三文鱼；‘英格兰的大江大河’(the 'grantz rivers d'Engleterre')被无法通过的堰坝分隔成一段段短促的流域，河水滞留不畅，在下游河道不再快速流动，以迎接到来的三文鱼；尽管贸易表面上在国民眼前增加了，但水下的三文鱼逐渐被窒息而亡。”(29)而巴克兰则在弗莱尔之前描述说：“那位渡夫的看法是，三文鱼不断离开泰晤士河，不是由于那些轮船或者那河里的污水问题造成的，而是由于煤气厂排放的污水造成的。他这么跟我们说的时候给出了理由，我们被说服了，于是就支持他的看法。”(30)像这样，无论弗莱尔还是巴克兰，他们都指出了泰晤士河三文鱼消失的主要原因，即是贸易增长和工业生产对这鱼儿的危害。其实，早在1824年，调查三文鱼渔业状况的议会委员会已认识到三文鱼与贸易和工业之间的绝望的搏斗。该委员会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在那些大商业城市所在以及工厂主的利益赖以带来大量资本开销的河流，就不要指望三文鱼渔业会繁荣；当它可能出于这些原因而近乎消亡的时候，期待它在某时可能会恢复，这一点也许是异想天开。这种情况谅必很明显，本委员会决不想提出有关它们的建议，这么做只能以失败而告终。”(31)1860年，议会派出英格兰和威尔士三文鱼渔业皇家调查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Salmon Fisheries of England and Wales)，调查英国主要地区的三文鱼渔业状况。翌年2月7日，该委员会的委员提交了“英格兰和威尔士三文鱼渔业报告”(the Commissioners' Report in the English and Welsh Salmon Fisheries)。该报告揭示，在一些河流再也见不到三文鱼了，在其他一些河流它们濒临灭绝，还有一些河流其数量迅速下降。其中，泰晤士河有5162平方英里的流域被堰坝和污染物毁掉了。与此同时，这份报告强调，“泰晤士河上的堰坝对那条河里三文鱼灭绝的影响甚至比伦敦的污染物还要大。”当讨论污染时，它又进一步指出，至于某个城镇的日常生活污水的影响问题，它对于鱼儿的损害并不像一般想象的那么大，而最为致命的污染物则是煤气焦油、石灰、铅洗涤剂以及有毒物质，所有这些东西在每一条河里都是不容许存在的。(32)上述一些看法提示我们，在探究19世纪影响泰晤士河里三文鱼栖息以至其绝迹的因素时，一方面，可以将它们归为两大类，即堰坝或水闸以及污染物；另一方面，需要对这两大因素的具体影响或危害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