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发生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首先是一场技术和生产力的革命；自19世纪中期以来，它一直被视为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恩格斯、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52－1883)、芒图(Paul Mantoux,1877－1956)等人的著作对此有过深入的分析。(47)而新技术的应用、工厂的扩展以及由此而来的生产和消费的增长，还有人口及其密度的增大，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而且造成了废弃物的飙升。对于这种因果关系，1902年英国化学学会会员、河流检察总长W.内勒在一份指导如何防治河流污染的手册中作了明确的阐述，他说道：
    大约在三四十年前(48)，也即蒸汽机、铁路和远洋轮船给英国工业带来巨大推动力之后不久，问题开始出现了。
    1851年大博览会之后，当国家对它在科学和技术上的长足进步大喜过望，当它已不再将1830年的进出口、财政收入、人口、资本投资等与1850年作比较的时候，有人即认为，产量的增加意味着会引起反对的废渣的增加，人口的增长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49)正如内勒所认识到的，工业革命催生了一种新的经济秩序，它所带来的产量增加和人口增长也意味着更多的物质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这些废弃物，包括废水、废渣等等，被人们源源不断地排入流经城镇的河流并向下游转移，在19世纪的英国造成了河流普遍被污染的后果。从泰晤士河的情况来看，1866年有关泰晤士河污染的一份官方调查报告明确记载如下：
    泰晤士河从克里科雷德(Cricklade)到大都市排水系统端点这一段河道，因沿途城镇、村庄和一座座住房所排放的污水不断注入其间，河水总是污浊不堪。有不少的造纸厂、制革厂等工厂企业的废水也流入了这条河。不仅流入泰晤士河的地表水未经任何清污处理，而且各种动物的尸体漂浮而下，直至腐烂靡费。这一区域的所有污染物，不管是固体的还是液体的，全都注入了这条河；同样是这一河水，在受到如此严重的污染之后，却又被抽取，用沙过滤后，输入这座大都市供家庭使用。(50)不仅如此，与先前的废弃物相比，19世纪工业时代倾入泰晤士河的废弃物的成分出现了很大变化。早在1828年，英国科学家和地质学家、外科医生约翰·博斯托克(John Bostock,1773－1846)在一份题为“论泰晤士河水的自净”的报告中，就对此作了细致的分析；他说道：
    通过适当的测试，发现水中含有石灰、硫酸、盐酸和氧化镁。还有氧化铝和钾肥的痕迹，但检测不出氨、硫或铁。而石灰、氧化镁、硫酸和盐酸等所有这些成分，比先前检测的泰晤士河水标本里的含量都明显地多得多。(51)紧接着，博斯托克以10 000个颗粒为单位，算出了这几种物质各自在其中的具体含量。就这样，博斯托克不仅指出泰晤士河水中含有大量的诸如动物尸体、腐烂植物以及木头之类的有机物，而且识别出其中含有许多有毒的易溶于水的新的无机化学物质。他认为，正是各种各样的有机物和新的无机物的混合，使得泰晤士河处于“极其污浊、腐臭不堪的状态”。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泰晤士老爹”以一副“脏兮兮”的模样存留于世人心中。(52)其结果，使得河里的众多生物和物质受到了这一糟糕状况的侵害。对此，《庞奇》(Punch)上的一首诗作了如下的描述：
    污水和着屠宰废，害死我的香睡莲。
    特丁顿闸到诺尔，天鹅日益不鲜亮，再不愿来水中逛。
    百鸟弃我河岸飞，唯有雀儿恋我长。
    莎草悉受污水泡，岩礁尽被污水包。
    污水灌满我浴缸，眼睛鼻子全遭殃，双眼失明鼻不灵。
    发臭蒸腾加闷热，此乃声声怎了得！(53)该诗文所提及的动植物和其他物质包括睡莲、天鹅、鸟儿、莎草、岩礁等，它们与三文鱼一样，无一不成为泰晤士河污染的受害者。由此可见工业经济之于河流等自然环境的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从中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在涉及危害三文鱼的污染物时，为什么芬摩尔的那位渡夫特别强调“煤气厂排放的污水”、三文鱼渔业皇家调查委员会特别强调“煤气焦油、石灰、铅洗涤剂以及有毒物质”等最为致命。
    就这样，泰晤士河三文鱼因人类的生产和贸易发展所导致的河流污染而消亡。这一重大的历史变故，固然是这一物种本身的悲剧，但这一变故的悲剧意味绝不仅仅如此。由于三文鱼对英国人来说十分重要，(54)因此这一物种的消亡也就影响了英国人的生计、日常生活以及业余爱好。不仅如此，从上述诗文的内容中也可以看出，人类自身同样饱受着泰晤士河污染的侵害。这正如英国社会史学者安东尼·沃尔所评论的：“工业增长和排污系统的发展使许多河流变成了公共下水道或令人恶心的浊溪，气味恶臭，伤眼刺鼻，对鱼儿有害，对人有毒。”(55)的的确确，危及三文鱼生存的河流污染同样威胁着英国人自身的生命和安全，19世纪疫病流行、“大恶臭”(the Great Stink)的出现以及爱丽丝公主号灾难(Princess Alice Disaster)的发生，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
    从疫病来看，19世纪霍乱、腹泻和伤寒等流行病肆虐英伦，仅仅霍乱在伦敦就先后于1831到1832年、1848到1849年、1853到1854年以及1866年发生了四次，它们在那里共造成了大约40000人的死亡。(56)当时，英国人已认识到霍乱频发与水污染和河流污染的关联，譬如内科医师约翰·斯诺(John Snow,1813－1858)在《论霍乱的传染方式》一书中即阐明了这一看法，他还特别分析了因泰晤士河河水污染而促使霍乱传播的问题。(57)“大恶臭”指的是1858年夏天在伦敦发生的因排放到泰晤士河的生活垃圾未经处理而臭气熏天以至伤人害物的事件。事件发生期间，“在河边作业的人员出现了恶心、腹痛、喉咙痛、头昏和暂时的失明”(58)；成千上万条鱼突然死亡；河岸边的社区腹泻流行；议会的工作甚至都一度受到了影响。爱丽斯公主号灾难则是1878年9月3日在泰晤士河中发生的一艘名为爱丽斯公主号的游轮与一条运煤船相撞以致500多人死亡的事故，(59)事故地点位于伦敦桥(London Bridge)之下的贝津(Baking)和克罗斯尼斯(Crossness)的下水道出口附近。(60)游轮的右舷一侧被撞，断成两截，4分钟内迅速下沉。这一事故被视为环境灾难，因为在事故发生前一小时，每天两次排放的75000000加仑(340000立方)的未经处理的污水，刚刚从这两个下水道排水口排出，于是人们认为污染严重的河水造成了在事故发生处落水的那些人的死亡。(61)这一戏剧性的事件和死亡人数使得泰晤士河的污染状况广为人知。(62)对于泰晤士里三文鱼的绝迹以及上述的种种灾难，我们不妨概括为“鱼殇，人亡”；它们的发生，凸显出河流污染到底会有多么大的危害，以至英国人自己不得不坦承，“由于我们的城市和工厂所产生的垃圾的毒害，我们的河流被毁，它们对于鱼类生命极其有害，对于其他所有生命毫无价值抑或充满危险，这是多么荒唐的事。”(63)为减轻上述荒唐之事的不利后果，并尽可能地在特定的生长区内恢复或增加三文鱼种群，自这一鱼类在泰晤士河绝迹以及在英国的其他河流减少以来，英国人做出了许许多多的努力，甚至包括在世界其他地方培植这一物种的尝试。譬如1867年，弗兰克·巴克兰在领受内政部(the Home Office)之命，出任三文鱼渔业检察员后，很快便组织力量，将包括三文鱼在内的生长快速的淡水鱼种引入新西兰和塔斯马尼亚或澳大利亚这些英帝国的新领地，以图增加国内的鱼类供应。于是，一箱箱冰藏的鱼卵被装上船，漂洋过海运送到南半球，投放到最洁净的河流之中。(64)然而，在那些地方，当欧洲的鳟鱼鱼种安然生长时，大西洋三文鱼鱼种却彻底失败了。这鱼儿向北行进、适于冷水的基因禀性，使得它们根本无法适应水温温和且有鲨鱼出没的南太平洋的广阔区域。与此同时，在英国国内，巴克兰巡视全国各地小型的三文鱼孵化场，并与其他的热心者一起，不断在泰晤士河进行放养三文鱼育苗的试验。(65)由于这一试验屡屡失败，而且人们认识到试验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泰晤士河河水的糟糕状况未能有效地缓解，因此，为清理因工业污染三文鱼已然消失的河流而奔走游说，使泰晤士河等众多河流恢复生机并再次成为三文鱼河，成为了像巴克兰那样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众多自然爱好者以及其他各方人士努力的目标。(66)这样，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以及各方面力量的推动，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治理河流污染最终被提上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政治的议程。1866年的《泰晤士河航行条例》(The Thames Navigation Act,1866)即以严厉的惩罚规定，禁止向泰晤士河或3英里内任何与之相通的河道直接或间接排入任何新的污水或其他任何令人作呕的或有害的物质。(67)十年后，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法律，即《1876年河流防污法》(the Rivers Pollution Prevention Acts,1876)终于出台，从而开启了治理河流污染的专门立法的进程。(68)至于对泰晤士河污染的治理，英国人尤为用心和努力，从立法指导、行政协调，到工程建设，相关举措不一而足。(69)这是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作为一个民族应得声誉中的最大的污点，莫过于有那么多的河流竟然变成了污水沟；如果伦敦以及坐落在泰晤士河边的其他城市能够将它们国家的这条河恢复到曾经有过的洁净状态，那么，它们肯定可以期待，利兹、纽卡塞尔、格拉斯哥、都柏林以及其他上百座城市也会做到这一点。(70)上述的治污努力持续了很长时间，投入了很多金钱，二战后尤其如此；仅仅在1974年泰晤士河下游出现三文鱼之前的15年，就投入1亿英镑来清理这条河流。(71)这15年清理泰晤士河的努力和金钱投入，主要是由大伦敦市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缩写GLC)和伦敦港务局(Port of London Authority)协调进行的。当1974年泰晤士河下游再次出现三文鱼并引起公众兴趣之后，在一般人看来，这条河流似乎有望恢复三文鱼洄游，而这可能意味着上述努力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但是，正如本文开篇所提及的，像惠勒先生那样的专家则认为，1974年在泰晤士河下游捕获一条三文鱼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只不过证实了这条河的下游现在很清澈，可以养活三文鱼。但由于这里没有了这一物种的原种(native stock)，个别出现的这条鱼一定是误打误撞闯入这条河的。自19世纪前半期的20年间三文鱼洄游因污染被毁，(72)在后来的岁月里，一直不见三文鱼向泰晤士河上游洄游，以抵达产卵场所，也就不见幼鱼返回大海。要使三文鱼重新洄游泰晤士河，就必须在这条河里重新放养三文鱼。而重新放养，以及为便利三文鱼通过而清除所有的障碍物，这样的做法太昂贵了，因此三文鱼再一次洄游泰晤士河是希望渺茫的。(73)尽管如此，在泰晤士河水务局(The Thames Water Authority)工作的那位“渔家儿女”休·费什(Hugh Fish)先生却依然满怀希望；他认为，一旦他们英国人对泰晤士河下游的水质以及水流的力量感到十分满意，他们就可以料想(这鱼儿)是有可能会靠近的。果然，1974年之后泰晤士河里又多次出现三文鱼的踪迹，1975到1978年间至少见到三条以上。(74)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当泰晤士河水质得到很大改善的时候，英国人在这里开展了一项令人瞩目的旨在这一流域恢复三文鱼的规划，将三文鱼投放到泰晤士河的多条支流。(75)这一工作最初取得了成功，20世纪80年代后期，每年有几百条三文鱼洄游泰晤士河。但是，近年来，洄游泰晤士河的成鱼数量再一次急剧下降，2005年降到最低点；这一年这里没有三文鱼捕获记录。(76)为此，由安德鲁·格里菲斯(Andrew M.Griffiths)--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分子生态学和进化小组的专家所领导的团队，对泰晤士河里有标记的和没标记的两类三文鱼进行了追踪研究。他们不仅鉴别了2005年以来上溯泰晤士河的没标记的野生成年三文鱼的来源，而且明确了影响三文鱼洄游的环境条件，这与水温、溶解氧和流量特别有关，从而揭示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6年洄游泰晤士河的成鱼数量再一次下降的原因。这是因为1989到2006年污洪(storm sewage)的排放量显著增大，由此大量的含高生物需氧量的物质被释放到泰晤士河感潮河段，这有可能降低了河水中溶解氧的含量，并阻碍了鱼类的洄游。此外，水流量低也可能是影响鱼类迁移的一个重要障碍。而2005年这里之所以没有三文鱼的记录，可能是因为流量低、水质差的相互作用，阻止了三文鱼溯泰晤士河而上。
    上述研究所得出的一个明确的结论是：2005－2008年上溯泰晤士河的没标记的野生成年三文鱼并非来源于投放到这条河的外生鱼种，它们主要是从英格兰南部的其他河流游来的，这意味着这一鱼类有可能在它们已绝迹的河流里开启自然地再移生(recolonisation)的过程。不过，该研究同时也特别强调，如果在河流通航、物种栖息地与河水水质方面没有相应的改善，长期放养的做法将是徒劳无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三文鱼的保护战略，就像对其他大多数生物的保护一样，应该致力于生态系统的功能及其持续性的恢复，而不是这种顶级物种及其直接栖息地的恢复。惟其如此，三文鱼种群似乎才有可能会自然地恢复。(77)无论如何，上述结论多少给那些一直期待三文鱼洄游泰晤士河的英国人带来了希望。因为三文鱼的历史变故始终缠绕在垂钓者和其他英国人的“破碎了的梦”中，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三文鱼会洄游泰晤士河，譬如1838年建立的泰晤士河垂钓保护协会(The Thames Angling Preservation Society)就秉持这样的信念。(78)如今，格里菲斯等科学家的研究结论，让人看到了坚守这一信念的力量。而他们在研究中强调的那些方面，则深刻地揭示了在泰晤士河恢复三文鱼种群的力量之源，这即是河流生态系统之功能的持续性的恢复。他们在表述这一思想时，还参照了2010年9月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Food,and Rural Affairs,DEFRA)发布的一份考察报告的核心观点。这份报告是由生物学家、约克大学教授约翰·劳顿爵士(Sir John Lawton)领导的研究小组在接受该政府部门的委托后所做并提交的，其核心观点凝结在“给自然腾出空间”(Making Space for Nature)这一主题之中，旨在为促进“生态英格兰”(ecological England)，尤其是“绿色长廊”(green corridors)的建设思虑、谋划。(79)对于这一报告中的核心观点，格里菲斯领导的团队在跟踪研究泰晤士河三文鱼恢复规划的结果时特别予以强调，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给自然腾出空间”，树立生态系统健康理念，已然成为当代英国人关于如何开展包括河流保护在内的自然保护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