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堰坝或水闸的影响。在泰晤士河上设堰筑坝从而妨碍三文鱼洄游的问题早已出现，前述《大宪章》相关条款的内容即是证明。这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一问题因多方面的缘故有所加剧，并不断有人谈及。譬如，生活在17世纪的艾萨卡·沃尔顿在1653年首版的《垂钓大全》中谈到，贪婪的渔民设置堰坝与不合法的陷阱，妨碍了淡水中孵出的成群的三文鱼鱼苗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向大海返回，因而将它们成千上万地毁掉了。(33)也有人指出，就泰晤士河以及诺森伯兰郡的科克河(the Coquet)而言，经渔业检查员仔细调查后发现，最初使得三文鱼离弃它们的原因，是设立了无法通过的磨坊水坝(mill-dam)和水闸，因而切断了三文鱼抵达产卵场所的通道。(34)尤其是水闸，在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初，经由议会通过的为确保泰晤士河通航以大力发展贸易的一些泰晤士河航行条例(the Thames Navigation Acts)建立起来，它们毫无疑问是导致泰晤士河三文鱼消亡的主要原因。(35)对此，1858年W·怀特先生在其著述中确然地说道：
    以前，夏日的夜晚，沿泰晤士河边散步，从桑伯里(Sunbury)(36)往上到温莎(Windsor)，你会看到许许多多硕大的三文鱼从柳条依依的河中小岛旁跳出水面，或嬉戏，或飞腾。现在，船闸和堰坝那么不科学地建了起来，因此，即使三文鱼会冲破险阻穿过水潭，它们进一步往上游动也将因这些糟糕的人工建筑物而彻底受阻。(37)这些说法所揭示的问题是，泰晤士河上不断建设的大大小小的人工建筑物日益严重地阻塞了三文鱼的洄游通道，因而成年的三文鱼难以轻松地从大海游回淡水故地，产卵、孵化；即使它们英勇地做到了这一点，它们孵化出的鱼苗也难以自在地从河流返回咸水家园，成长、壮大。这一局面，对于泰晤士河里三文鱼种群的生存来说，的确具有致命的影响。
    然而，有一点必须明确，这些堰坝和水闸大都位于伦敦之上的泰晤士河河段。譬如，1788和1789年所建的本森闸(Benson Lock)和德伊闸(Day's Lock)都位于牛津郡，1812年所建的克里夫顿闸(Clifton Lock)同样位于该郡之内。因此，它们对于三文鱼洄游的妨碍也只是发生在伦敦之上的泰晤士河上游流域。而前文所说的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三文鱼在泰晤士河里绝迹，指的是整条河流都不见这一鱼类之踪迹的情形。这样，就伦敦之下的泰晤士河下游流域而言，三文鱼的消失，就不能仅仅归咎为堰坝或水闸等人为的障碍物的影响了。究其根源，还必须重视时人一再论及的污染物的危害问题。这不仅包括泰晤士河沿途城镇日常生活污水排人的危害，而且包括沿途厂矿企业所产生的废弃物倾倒的危害；对于泰晤士河三文鱼的消失来说，后一方面的危害尤甚。当然，污染物对三文鱼危害的呈现，也与这一物种自身的生活习性紧密相关。
    三文鱼是一个“十分苛严”的物种，它遵循着洄游鱼类的迁徙模式，要经过异乎寻常的喂养，并在咸水中生长、成熟。之后，成鱼回到淡水溪流产卵；在那里鱼卵孵化，鱼苗经由几个明显的阶段发育成长。(38)而三文鱼对产卵环境之要求的严格，从美国生物学家和自然作家丹尼尔·波特金(Daniel B.Botkin)(39)的一段描述中可以窥见一斑：
    一条三文鱼会将卵产在浅水溪流的砾石河床上。它所要求的条件是严格的，因此三文鱼十分苛严。雌鱼会仔细地选择产卵的场所。她倒竖着，垂立于河水之中，用力地摆动尾巴，并检查砾石河床，由此测试砾石河床的质量。一定要那种刚刚好的砾石河床；疏而不密，足以腾出空间让水畅流，以便将氧气带给鱼卵，但又不过于疏松，这样河床在洪水季节或高水位期间就不易垮塌；一定要有大小合适的空间，那河床至少必须是其身长的三倍。一旦她认为那砾石正是所理想的那种，她就会产卵。(40)由此可以理解，对三文鱼来说，19世纪的泰晤士河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一方面，由来已久尤其是18世纪末以来大量建设的堰坝或水闸之类的人为障碍物严重阻挡了三文鱼的通行，使之日益从产卵河段被阻塞开来；另一方面，这一时代来源甚广的大量污水和废弃物源源不断地排入泰晤士河，耗尽了河里的溶解氧，使三文鱼喘息困难，(41)并逐渐在整条河里“被窒息而亡”。这两方面所反映出的一大问题，即是泰晤士河三文鱼所需的淡水生境遭到了破坏。于是，19世纪后期以降，尽管处于溯河产卵期的三文鱼几乎年年出现于泰晤士河河口，但是由于这条河一直处于被堰闸段段分隔和严重的污染状态，这鱼儿也就难以重新溯河而上，它们已找不到回归出生故地的路途了。(42)在19世纪的英国，像泰晤士河所发生的三文鱼消亡的例子决不在少数，在上述的三文鱼渔业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们所巡查的每一条河流里，三文鱼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43)三文鱼在与人类的贸易和工业之战中最终败下阵来，这一变故显然具有多方面的意味，因而反映出了不小的问题。对于三文鱼这一物种本身而言，这无疑是一场莫大的悲剧，因此理查德·谢尔顿不无惋惜地说道：“在其漫长的进化史上，作为一个物种的大西洋三文鱼的存在，有史以来第一次再也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了。”(44)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早已表达了他们对于这一结果的思考；譬如巴克兰十分懊悔地叹曰：“可是，唉！泰晤士河里的三文鱼现在竟然像毛里求斯岛上的渡渡鸟一样灭绝了。”(45)诚然，在今人看来，19世纪中叶泰晤士河里三文鱼的绝迹，与17世纪末毛里求斯岛上渡渡鸟的灭绝并不一样，因为后者体现的是一个物种在地球上的彻底灭绝，而前者体现的是一个物种在某些地方的暂时消亡，但巴克兰的慨叹清楚地说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对这种变故的严重性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毕竟，因设堰筑坝以及建立水闸而妨碍洄游鱼类迁徙的现象古已有之，但是像泰晤士河上所发生的因河水变脏有毒而危及河中物种生存的变故却是旷古未闻。而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三文鱼在泰晤士河绝迹的时刻，恰恰是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其经济大力发展、社会根本转型并最终进入城市-工业社会的重要关头。这一亡一兴、两大变化的重叠，决非历史的巧合和偶然，而是工业革命催生的新的工业文明之于自然和社会等方面的不同影响的具体体现。泰晤士河三文鱼在堰坝或水闸以及污染物的共同作用下消亡，突出地体现了新兴的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程度及其结果。堰坝或水闸自古有之，它们的设立，长期以来对三文鱼的洄游和生存一直是一种威胁，但是，因河流污染使得三文鱼消亡的灾难加剧并实实在在地发生，(46)则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的新问题。因此，这种灾难提示我们应该全面地看待工业革命的后果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