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青年》个人与国家关系思想的集束与辐射
    所谓“集束”，是说社会转型期的思想特征在一个特点上不约而同的集体兴奋，所有的思想光束都聚焦于一个点上，具有非常浓缩的思想穿透力。所谓辐射，是说思想史上的主流趋势会在某一个时期占据优势和主导，但由于其主潮的形成是同声共求的结果，因此也难免在高潮之后在不同的哲学基础和教育背景下走向不同的思想归途。《新青年》杂志同仁由“同一首歌”到各种“唱法”的浮出水面就是一个由“集束”到“辐射”的过程。我们之所以将《新青年》与20世纪中国的走向联系起来，并认为它影响了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思想文化和政治选择，实在是因为它强烈的集束穿透力和惊人的辐射力。
    在述说过个人在国家、社会的中心地位后，笔者顺便引出与这一命题息息相关的话语：《新青年》集束特征的另一面则是，两端砝码之间的互补与平衡。尽管当时思想家们以“大我”与“小我”、“小己”与“国家”、“个人”与“社会”、“我”与“世界”的不同名目表达出来。笔者之所以拉出这样一个命题作为后续，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有的能够守成，有的则放弃守成，还有的不能守成（自一开始就决定其不能守成）。我以为，从个人与社会的平衡到两者关系倾斜（不再互补的失衡）的视角观照《新青年》的思想的变迁是一个较为得力的论证设计。
    还是先看看主编在个人优先性之后是怎样强调个人有限性的。在此，我们不妨先开出陈独秀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平衡等式：“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10] 那意思是说，即使得是个人优先，也不能让“个人及社会、国家者”相互“为害”。尽管陈独秀“内图”与“外图”的对等公式早于1918年得出，但笔者以为真正在心理达到平衡还在1918年以后。在该年2月写的文章中，他才切实把“个人”与“社会”的互助互补关系作出合理合情的诠释。陈独秀一改在此之前抑“孔孟”扬尼采的言行，认为双方都不够全面。陈独秀认为，“自利利他”价值趋向才是完整的：“总而言之，人生在世，究竟为的什么？究竟应该怎样？我敢说道：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够享受。递相接受，以至无穷。”[11]
    “千呼万唤始出来”。作为编委的李大钊进入《新青年》之初就有着很强的平衡意识。为此，他开出的“国家与个人”处方则是：“个性的自由与共性的互助。”他在《新青年》的新生儿《新潮》上撰文指出：“方今世界大通，生活关系一天复杂似一天，那个性自由与大同团结，都是新生活上、新秩序上所不可少的。”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看来，“生活关系”和“组织”关系的复杂乃是需要调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本因。在“个性自由与大同团结”价值趣向的引导下，一种理想化的“联治主义”范式出现了：“因为地方、国家、民族，都和个人一样有他们的个性，这联治主义，能够保持他们的个性自由，不受地方的侵犯；各个地方、国家、民族间又和各个人间一样，有他们的共性，这联治主义又能够完成他们的共性，结成一种平等的组织，达他们互助的目的。这个性的自由与共性的互助的界限，都是以适应他们生活的必要为标准。”[12]
    按照李大钊与陈独秀的思想逻辑，他们就是要以“个人”与“社会”平衡互补为价值准则，建立“联合自治”的政治模式。这构成了陈、李从个人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过程中“独标异见”的思想火花。我们看到个人与社会的平衡不止是表现在陈独秀、李大钊身上，同样是胡适、高一涵、周作人等的思想症候。胡适的说法是：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理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13]
    鉴于《易卜生主义》中有将“各人自己充分发展”的个人主义归为“人类功业顶高的一层”的表述，自此学术界将两文置于根本的对峙中。笔者以为，胡适固然有个人本位主义与社会本位主义的两极砝码的平衡，但这并非唯一。事实上，“大我主义”的出现并非那么突兀。无独有偶，高一涵的平衡观是一以贯之的，他始终坚守“小己”与国家和社会的和谐同一、并立，坚信它们不应相互为害。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民约与邦本》、《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等论述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系列文章中，他一直守恒着：“故欲定国家之蕲向，必先问国家何为而生存；又须知国家之资格，与人民之资格相对立，损其一以利其一，皆为无当。”所以“小己人格与国家资格，在法律上互相平等，逾限妄侵，显违法纪”[5]。个人优先，但社会马上跟上。应该说，高一涵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位稳健的自由主义者。与以上同仁对应，周作人在爱人先爱己之后也不敢怠慢，立刻抛出了下面的话语：“墨子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便是最透彻的话。上文所谓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6] “自利利他”正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相互寻求平衡的又一翻版。
    综上，《新青年》在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曾一度出现过一个相对平稳的“平衡过渡带”。但毋庸讳言，这个平衡是短命的昙花一现式的“闪断”。由此，我们可以理解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自由（理想）模式是多么短暂稀缺。值得说明的是，那知识群体思想的摇摆如同家常便饭。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更为关键的是：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