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平衡”是短暂的。他们应该说是《新青年》团队中从先前的个人主义（极端）走向社会主义（完全）的典型。李大钊1919年7月那篇《我与世界》的全文录制如下：“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园、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14] 这和陈独秀将宗教、君主、国家都斥为“无用的东西”、“都应该破坏”的观点联系起来看，他们浸润的无政府主义“营养”还是非常充足的。
    胡适，一个人们习惯于以自由主义称呼的人士，在他的“易卜生主义”背后潜存着深沉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恰恰是这个“主义”，正是前期易卜生中的思想核心。以后的易卜生主义乃是它完备的发展与延伸。胡适对此也非常认同：“易卜生起初完全是一个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人。当普法之战（一八七○至一八七一年）时，他的无政府主义最为激烈。”后来易卜生“进到世界主义的地步”也正乃无政府主义的合理发展[2]。20世纪20年代中期，胡适对“集团主义”、“新俄”理想以及国民革命的态度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位“健全个人主义”者无政府“大同”倾向的隐隐作痛。关于这一点，在陈独秀、李大钊思想谱系的演变中线索非常分明。照常规思路，高一涵的相对纯粹的自由主义应该与无政府主义无缘，但就是他的《老子的政治哲学》一文构成了他整个《新青年》时期自由思想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老庄那消极革命、“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等带有乌托邦意义的思想资源构成了他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思想衔接的利器。等到1919年5月将自己的家底和盘托出，他在之前的现代性追求也就让我们明白了大半。他说：“无论是人、是地、是天、是道，总要受自然支配的。顺着自然法则，便‘无为而无不为’；背着自然法则，‘虽欲为之而无以为’。他把‘自然法’的功用，康德这样森严，所以才主张放任主义。不过老子的放任主义。”[15]
    这和《天义报》时期刘师培论学论政中借助老子哲学大谈特谈无政府主义如出一辙。
    在《新青年》杂志同仁中，周作人的温和、中庸、谦逊是众所周知的，但就是这样一位人间本位主义者有着极其唯我的个人主义特质。他将“人道”、说自由、论个性，可在“自利”与“利他”的设计中还走向了极端为我的无政府主义老路。那经典之文《人的文学》在散发着个性启蒙光彩的同时，也夹杂着一头雾水般的思想菜单。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混杂在一起进行着文化启蒙。在他说过自利利他的“个人主义”之后就有了这样情不自禁的表述：“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人为了所爱的人，或所信的主义，能够有献身的行为。若是割肉饲鹰，投身给饿虎吃，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6] 其实，极端的个人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哲学基础，完全处于一个意识形态之下。如果说这里的引述还不足以证明周作人也有无政府主义的影子，那么在其之后发表的《日本的新村》等文章无疑为6卷4号的“劳工问题讨论”（以王光祈的《工作与人生》为标志）和5号的“马克思专号”（这个专号包括高一涵的《老子的政治哲学》和克水的《巴枯宁传略》两篇论述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开了先河。他介绍日本的新村实况说：“近年日本的新村运动，是世界上一件很可注意的事。从来梦想Utokia的人，虽然不少，但未尝着手实行；英国诗人Coleridge等所发起的‘大同社会’（Pantisocracy）也因为没有资本，无形中消失了。俄国Tolstoj的躬耕，是实行泛劳动主义了。但他专重‘手的工作’，排斥‘脑的工作’，又提倡极端的利他，没杀了对于自己的责任，所以不能说是十分圆满。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了个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通的人生的福音。一九一0年，武者小路实笃（一八八五年生）纠合了一班同志，在东京发刊《白桦》杂志，那时文学上自然主义盛行，他们的理想主义的自由，一时没人理会，到了近三四年，影响渐渐盛大，造成一种新思潮，新村的计划，便是这理想的一种实现。去年冬初，先发队十几个人，已在日向选定地方，立起新村，（Atarashiki Mura）实行‘人的生活’。”[ 16]周作人不但有了《日本的新村》，而且日后还有《新村的精神》的宣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但有“新村的理想”的鼓吹，而且还有新村精神的实践。《新青年》7卷2号上的一则启事就足以让读者刮目相看：“新村北京支部启事：本支部已于本年二月成立，由周作人君主持一切，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手续，支部会址及会面日期如下：北京西道门内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宅。每星期五及星期日下午一时至五时。”[17] 我们虽然不能说周作人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但从他的思想流变以及精神诉求来看，在他个人的思想谱系中，并不能完全排除他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亲和与缠绵。事实上，他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流思想总是与具有“工读互助”的乌托邦精神谱系藕断丝连。
    的确，20世纪初年无政府主义思潮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种思潮流派。它也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日后在中国的生成。1918年到1919年，《新青年》上“劳工神圣”的宣传一浪高过一浪。时至1920年，如果是思想集体曝光，那么的确是同仁集体上阵。《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的“发起人”中除了鲁迅，主体作者几乎全部到位：李大钊、陈溥贤、李辛白、陈独秀、王星拱、孟寿春、蔡元培、高一涵、徐彦之、胡适、张崧年、罗家伦、周作人、程演生、王光祁、顾兆熊、陶履恭[18]。“同仁”中除却陈溥贤、李辛白、孟寿春三位少有出头露脸，其他人都是已经在《新青年》上频频出场并已经混到脸熟程度的多产作者。由此不难发现，从初期的个人（本位）主义到中期的“互助”倾向，再到“一发而不可收”的社会（本位）主义，尽管中间有歧路上的分离，但用“大风起兮云飞扬”来概括一个同仁杂志对中国20世纪近一百年走势的震动和影响并不为过。的确，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团队舆论力量以及打造的思想走势就是这样不可小觑。
    论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三者之间在《新青年》的交织、转换以及“合力”也许有游离本论之嫌。但笔者以为，在思想史意义上探讨他们如何在个人思想主流与他者思想“排列组合”中生成“合力”并发生转向则是具有问题意识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