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距今已80年了，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文化的进程，都产生了巨大、深刻的影响，对此，我们今天可以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当时在思想、学术文化领域，也堪称是个群星灿烂的时期，其中有不少影响巨大的领袖分子，胡适就是其中之一。胡适（1881-1962）早年留学美国，是著名的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年夏回国后，立即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于次年被选入北大评议会，担任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和英文科教授会主任。同年正式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他以首倡文学革命而名声大振，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胡适在政治思想上属于英美派的自由主义者，但他在建立中国现代学术的事业中却有重大的贡献，我们应予以深入研究，作出恰当的评价。
    一、胡适与五四新思潮
    五四运动是个大规模的、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梁启超讲，清朝末年，对新世界、新的观念有所了解的中国人，在全国不会超过几百个，因为中国识字的人很有限，而识字的人大多读古书，不读新书，新式学堂很少，留学生也少。即使留过学的、上过新式学堂的，除学习本专业外，他们对于整个国家、人类的新的思考也很少。而五四运动，据统计，至少有几百万人卷入进来。从《新青年》、《每周评论》以及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来看，涉及到工、农、医、学、商等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的人群，老的如张元济，是满清进士，年轻的只有十几岁，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场运动的影响，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人生、看世界。当时辽宁开源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写信给胡适，问怎么才能成为博士？这说明人们的观念变了，不象过去农村孩子读书仅为了写信、记帐，城市人读书则为了升官发财。而现在人们追求新知识，希望自己成为博学多才的人。
    只有具备这种思想基础，加之白话国语的确立，新观念才能得到广泛传播从而发生效应。五四以后，胡适的影响非常大，许多中、小学生都可以读他的书。严复等人对西方的理解虽有一定深度，但他们的思想很难同下层社会发生交流，新的知识、新的观念很难传播到下层社会，因而影响较小。
    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促进了学术的解放。五四以前，中国学者在思想、学术领域基本没有从旧的框架中脱离出来。如梁启超，他虽然做了很多尝试，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方法，但他还没有身体力行地完全用现代方法写成某一领域、某一专题的著作。又如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即《中国古代史》）也没有完全脱离旧的思想框架。而五四时期，胡适用一种全新的、系统的方法来做中国学术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在许多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胡适是唯一真正从学术文化的意义上为新文化运动提出明确而完整的纲领的人。他在著名的文章《新思潮的意义》中提出，新文化运动的纲领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研究问题”是指研究社会人生各个方面的问题；“输入学理”是指引进西方新的学说、理论；“整理国故”是指用新的理论、方法重新整理过去的一切文化历史，即从过去文化遗产中发现有价值的，同时去除僵死的东西，这正是“再造文明”必须有的预备工夫。这里的“国故”，指我们过去的一切文化历史，不同于保守主义者所讲的“国粹”。其实，胡适的整个学术工作都可看作是在“整理国故”这个大题目范围内。胡适的“整理国故”完全用新的眼光、方法整理文化遗产，包括抛弃“国渣”和“推陈出新”两个方面。但当时胡适更多地强调前者。他在1922年8 月22日同一位日本学者讲，他“整理国故”的根本目标是“为中国的学术谋解放”。胡适“整理国故”的另一个主要的意义，是通过这项工作启示做学问的方法。而他的方法确实影响了一大批后起的学者。这个方面后面我再细讲。
    总起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第一，思想解放层面，包括政治上的民主要求、个性解放、女子解放以及打破旧的礼教观念，建立新的道德观念；第二，文学革命层面，按道理应指文学创作取得新方向，而这场文学革命的影响主要在于白话国语的普遍确立；第三，学术解放层面，就是用新的理论、方法进行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