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胡适与古史辨派的产生
    胡适对“井田制”、《水浒传》的考证，引出了一场有关古史的大讨论，催生了一个新的历史学派--古史辨派，从而促进了中国新史学的大发展。
    先说《井田辨》。国民党官员胡汉民声称对唯物史观感兴趣，写了篇相关文章发表于《建设》杂志，其中讲到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他根据《孟子》所讲的，认为井田就象“井”字，周围是八家私因，中间是八家共有的公田，必须先耕公田，然后耕自家私田。胡适看过以后，感觉到人们对古书、古史所论的制度有种迷信心理，认为古书上写的，就是真的。于是给负责《建设》杂志的廖仲恺写信，引起同胡汉民的争论。胡适认为：《孟子》以前的书都没有提到井田制，且《孟子》讲的也不清楚。但孟子以后的书如《春秋》《公羊传》和《谷梁传》，以至汉初的《王制》、《周礼》等书，就把井田制写的很具体。假如孟子以前确有井田制，孟子一定会有所引证，但《孟子》没有引证，可见孟子仅是根据传说加上自己的想象。后人则据《孟子》再加上自己的想像，于是把井田制写得活灵活现。
    《水浒传考证》最重要的是揭示出《水浒传》的成书，曾经经历了长时间的演化过程，从最早的民间口传故事，到元代杂剧兴起后，片断的、分散独立的梁山泊英雄故事剧，然后到元末明初形成稍为连贯的长篇，又经过不同本子的流传，最后形成《水浒传》。
    顾颉刚看过胡适关于井田制和《水浒传考证》的文章以后，很受启发。他认为既然《水浒传》可以推源，发现故事原来的状态；井田制也可以揭出记载逐层加详的层次，那么古代史是否也可采用这种方法呢？通过研究，他发现古代史的记载也是这样，越到后来，编的越圆满，越具体，人物形象越高大。由此他提出一个观念：以往的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是后来的人们一层一层加上去的。这种想法立即得到胡适、钱玄同的大力支持。这种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也得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赞同。这个有关古史的新观念，其最大的影响是引起人们对以往旧史籍所记载的历史的真实性发生怀疑。为了求得历史的本来面目，需要对古史做一番辨伪的工夫，需要重新做一番考信的工夫。从宋代开始已有人做过类似的疑古、考证的工作，但他们不敢怀疑经书，而顾颉刚等古史辨派无论古书、古经、一般人著作或圣贤著作都采取怀疑和评判的态度，要重新加以考辨。胡适说，对古人撰述，“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他又说：“疑古的态度，简要言之，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疑古的态度有两方面好讲：（一）辨古书的真伪；（二）疑真书被那山东老学究弄伪的地方，我们疑古的目的，是在得其真。”
    在胡适的影响下，顾颉刚等一批学者发愿要系统地做古书辨伪的工作。他们从1920年起，先后发表了三百多篇文章（其中也包括反对他们的文章），后来辑为《古史辨》七卷出版。于是就有人称他们为古史辨派。
    疑古思潮和古史辨伪的工作，遇到一些守旧的封建学者的反对，引起了一场持久的大辩论。通过这场辩论，新的史学观点和史学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封建主义思想对古史学的束缚，推动了古史研究的进步。
    胡适的疑古论，从学术渊源上来说，主要是实验主义的哲学方法同清代辨伪学者的考证方法相结合的产物。他的疑古论，大体上还只是一种对待古史典籍的态度，还并不是古史研究的一项根本原则。如果把对古史籍的怀疑不适当地扩大化和普遍化，就会导致极大的片面性，这是必须指出的。
    五、提倡自觉的治学方法
    胡适一贯极端重视方法，这贯穿了他的一生和他的全部著作。他曾说：“我治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
    胡适的方法是实验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考证学相结合的产物。他最早是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提出这一方法的，简括成十个字，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里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重实证。对前人或他人的判断不可轻信，必须求证实。如果被否定了，就要提出新的假设，然后去求证实。只有被大量的事实证明了的假设，才可视为可信的判断，才可认为是真理。二是重思想。思想的能力来源于训练。训练就是多观察、多疑问、多假设，耐心地求证实。从思想理论渊源上说，胡适的实验主义本属经验主义学派。但正如他的老师杜威一样，他们不流于经验的堆积，而是十分地重视思想，重视思想的程序。善于提出假设是思想有训练的一个标志。胡适治学方法的“十字真言”，在广泛流行中难免产生流弊。胡适自己颇察觉到他简单概括的公式有产生流弊的危险性，因此他在给董作宾的信中曾说过如下一段话：“凡能用精密方法做学问的，不妨大胆地假设；此项假设虽暂时没有证据，将来自有证据出来。此语未可为一般粗心人道；但可为少数小心排比事实与小心求证的学者道。不然，流弊将无穷无极了！”正因此，胡适特别重视证据，对证据提出严格的条件。在一次讲演中，他具体提出审查证据时应注意：（1）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2）什么时候寻出的？（3）什么人寻出的？（4）从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无做证人的资格？（5）这个人虽有做证人的资格， 但他说此话时有无做伪的可能？从这些条件上可以看出，胡适对证据的审慎态度。
    从防弊的考虑出发，胡适还特别强调，方法不应成为人人照搬的公式，而应是每一个具体的研究人员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逐渐养成的一种自觉的思想习惯和工作习惯。
    也是从防弊的考虑出发，胡适中晚年后，在谈到治学方法时，较少重复前面提到的那个“十字诀”，而是更多地引用古代老吏断狱的经验提炼出来的“四字诀”，即以“勤、谨、和、缓”四个字来概括严谨的治学态度。“勤”，指勤于搜求；“谨”，指谨慎、认真不苟且；“和”，指心平气和；“缓”，指从容研究，不急于下结论。
    这四个字，严格说都不能算是治学方法，而只能说是治学的态度。但坚持以这样的态度做学问，久而久之必能训练出自己的一套具体的很严格的治学方法。
    胡适一生提倡治学方法。他给年青一代学者影响最大的也正是他的治学方法。但这决不是指他的“十字诀”或“四字诀”，而是从他的著述中所体现出来的方法。例如顾颉刚就说：“那数年中，适之先生发表的论文很多，在这些论文中他时常给我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九年秋间，亚东图书馆新式标点本《水浒》的出版，上面有适之先生的长序；我真想不到一部小说中的著作和版本的问题会得这样的复杂，它所本的故事的来历和演变又有这许多的层次的。……自从有了这个暗示，我更回想起以前做戏迷时所受的教训，觉得用了这样的方法可以讨究的故事真不知道有多少。……这些故事的转变，都有它的层次，绝不是一朝一夕之故。若能象适之先生考《水浒》故事一般，把这些层次寻究了出来，更加以有条不紊的贯穿，看它们是怎样地变化的，岂不是一件最有趣味的工作。同时又想起本年春间适之先生在《建设》上发表的辩论井田的文字，方法正和《水浒》的考证一样，可见研究古史也尽可以用研究故事的方法。”从上述可见，胡适的治学方法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一位年青学者。
    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罗尔纲。他在《师门辱教记》中曾说到：“我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便是亲承师教，读了（胡适的）《蒲松龄的生年考》和《〈醒世姻缘传〉考证》两篇考证得来的。”其他还有许许多多的学者谈到过他们如何亲身受到胡适的方法的影响。著名学者丁声树先生曾说：胡适的“治学方法的感人之深，是三百年来没有人能赶得上的。”
    总之，在五四前后那场狂飚突进的新文化运动中，作为那场运动的领袖的胡适，在学术领域实起了开一代风气的作用，许多新的学术趋向，学术范式，都同他分不开。而他的治学方法的提倡，实在影响了差不多一整代年青学子。
    （本文系根据耿云志先生给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部分博士生谈话的录音整理，并经作者审改。整理者：张爱芳。--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