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适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典范意义
    胡适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整理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为中国学术树立了新典范，以后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都受到它的影响，从而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走上比较科学化的轨道。
    差不多每个民族，每当重大的历史变革关头，思想家们都感到有必要对思想史做一番认真清理。清代学者已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没有锻造出新的思想利器，只能做些机械的整理，还不能以一种新的方法把过去的东西统贯起来；清末民初，有个别学者如章太炎，已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他的学问功底很好，但新的方法尚不十分自觉与一贯，故未能系统整理中国思想史。胡适兼通中学与西学，如蔡元培所说，治中国哲学史，需兼通“汉学”与西洋哲学；留学生治西洋哲学的多不能兼通“汉学”。胡适恰好兼具两长，所以整理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他的手里，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胡适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又作《先秦名学史》）的基础上增补改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于1919 年2月出版，这是第一部成功地用现代学术眼光撰成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其特点，第一，是剔除了神话传说等等非哲学史的材料，使中国哲学史第一次被置于可靠的基础上。对各家哲学亦尤重视其材料真伪的鉴别，全书显示出考证学的功力之深厚（自然，在今天看来，其材料的使用仍有不够精审之处）。从前学者讲哲学史，都是从三皇五帝讲起，没有确切的史料作依据，仅仅是传说。谢无量、陈汉章都没有摆脱这个思想框架。第二，是撇开历来以儒家为正统的偏见，以平等的眼光研究各家各派的哲学思想（这一点不自胡适始，章太炎已经有此眼光，但章氏终未做成哲学史的系统）。第三，是全书以哲学方法为中心把各家哲学统贯起来。把哲学方法问题突出起来是近代哲学的显著特点。由此也可看出胡适和他的西方先驱者们一样，力图在哲学思想领域划出一个新的时代。正因为有统贯的中心，所以充分显示出系统研究的长处。在此以前，所谓的“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表面上看有秩序，实际上没有脱离“经学史”或“儒学史”的窠臼，更没有抓住一个中心，把各种思想的联系、异同总结出来，因而不能发现各种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胡适比前人高明之处是他充分注意到各派哲学思想的内在联系。第四，胡适充分注意历史的方法，“明变”、“求因”，成为他写书的一个重要宗旨。改变从前治思想史的人，往往只是平行并列各家各派的思想，而是力求勾出各家各派思想的产生、发展的渊源脉络及其渗透、交替、演变的痕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现代治哲学史的开山著作。但也正因为其为开山之作，终难免有粗疏简陋之病。胡适没有写出中国哲学史的中册和下册，不少人对此或加讥笑，或表遗憾。但胡适也曾留下一些有关秦以后思想史的著作，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戴东原的哲学》等，以及许多论文和遗稿。这些著作、文稿差不多涵盖了从秦汉一直到清代的中国思想史。
    胡适一生讲哲学的文章几乎都贯穿了重视方法论的基本倾向。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讲墨学的部分，开篇首重其方法论。不单讲墨子如此，讲诸子，他都贯穿了重视知识论、重视方法论的基本立场。胡适对墨家哲学的研究做出了特别的贡献。墨学在先秦曾为显学，自从儒学一尊的地位确定之后，墨学几被淹没了两千年，直到近代才逐渐受到重视。胡适对墨学的研究，得力于他的中西哲学比较的眼光。墨学著作，向以“辞旨渊奥”、意蕴难解著称。胡适在前人训诂疏解的基础上，把握了墨学思想的主要特征：重验证、重逻辑的观念，参照西方逻辑学和印度因明学，对墨学中最难的《墨辩》诸篇进行训诂解析，阐发了墨学丰富的知识论与逻辑思想，虽其中有牵强比附之处，但大旨不谬，使两千年来晦而不彰的墨家学派极富特色的哲学思想，得以重现光彩。
    胡适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特别重视方法论，其影响超出了哲学史、思想史的范围，建立了中国新学术的一种典范。应该说，在中国，用一种全新的、系统的研究方法整理中国的各种学问，胡适是先驱。当然，他把中国古代哲学史作成了只是哲学方法的进化史，不免有片面性的毛病。
    三、胡适古小说考证所发生的重要影响
    胡适的古小说考证，引出了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使得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也走上了现代学术的轨道并取得独立的地位。
    胡适的古小说考证，对中国学术界产生极大影响。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对《红楼梦》、《水浒传》和《醒世姻缘传》的考证。（《水浒传》考证，下面再详述。）
    胡适做考证之前，《红楼梦》号称是一大奇书。清末以来对《红楼梦》的研究，可分为三派。一派以王梦阮为代表，他所著《红楼梦索隐》认为《红楼梦》主要写顺治皇帝和董鄂妃的爱情故事，从书中挑选一些可以比附的材料，生搬硬套。另一派以蔡元培为代表，认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专门描写康熙朝宫廷及上层政治斗争的故事。他也找了一些可以比附的材料，胡乱猜想。第三派认为《红楼梦》写的是清朝才子纳兰性德的故事。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打破了近百年有关这部奇书的种种猜测之谈，破除了索隐派笼罩此书的种种迷雾，第一次把《红楼梦》研究带上了正当的学术研究的轨道。胡适全力从搜求著者的身世背景和有关版本的材料上下功夫，指出《红楼梦》是其著者曹雪芹的一部自叙传，揭示了一些有关曹雪芹家世的事实。此文一出，立即吸引了一些受新思想影响的年青学者的兴趣，红学成了一门显学，并且带动了小说史、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研究。
    胡适之后，鲁迅写作《古小说勾沉》以及在此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小说史略》，显然受到胡适的影响，在许多相关的部分，吸收了胡适的研究成果。
    胡适对《醒世姻缘传》的考证，虽不如对《水浒传》、《红楼梦》的考证那么有名，但就小说考证而论，是胡适著作中的精品。在胡适推动下，亚东图书馆立意刊印一批旧小说的标点本，他们把《醒世姻缘传》的标点本排好后，期望胡适写一篇序。但这部书的著者是谁尚不知道。胡适认为要为书写序，必须先介绍作者。胡适根据这部小说的内容情节与《聊斋》中《江城》的故事情节极相类似而作大胆假设，认为《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也许就是《聊斋》的作者蒲松龄，也许是他的朋友。他首先求内证，得出：小说与《江城》故事都以夫妇间的痛苦为主题，极力描写悍妇的凶恶。稍后，胡适得到邓之城《骨董琐记》里关于蒲留仙的一条材料：“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实有所指。”再后来，又有孙楷弟的研究证实，小说中写的地理、灾祥、人物都可在山东章邱、淄川两县的县志材料里得到印证。这些都表明著者可能就是蒲松龄，否则也必是章邱或淄川人。继之，又发现大量蒲松龄所作白话诗文，说明蒲氏不但能写《聊斋》那样的文言作品，也可以写象《醒世姻缘传》这样的白话作品。最后，胡适得到助手的帮助，将小说中的特别土语，与蒲氏白话诗文中的特别土语相比较对照，发现两者惊人的一致。由此断定小说的作者就是蒲松龄。
    胡适的方法在他的几种古小说考证的著作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陈寅恪就非常赞赏这些古小说考证的文字。而受胡适的影响，学问上有很大成绩的几位学者，也正是受到这些文字的启示。
    胡适写作和发表古小说考证方面的文字近百万言，所涉古典文学作品有数十种，对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史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今，文学史、小说史等研究和著述，仍脱不开胡适的某些积极影响。例如，对作家身世和时代背景的注重，对版本流传的考察，对人物角色的社会意义的理解等等。这些对于文学史做为独立新学科的成立，是很有意义的。
    当然，胡适所作古小说考证，也存在片面性的缺点。比如，他过分强调《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因而就把小说中的人物、情节、背景机械地往曹雪芹等真人的身上套。受他影响的一些学者，后来更发展了这种错误。实际上在新形式下重复了索隐派的错误，贬损了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真价值。而后来，胡适又从艺术技巧等方面，贬低《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价值，也是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