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黄色工会”等词广泛流传到社会。不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辞典收录并介绍了这些词汇和概念的含义。如1929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大词典》就说黄色“为右翼、妥协的渐进派和改良派的象征。赤色为左翼、战斗的激进派和共产派的象征。中立派则属于桃色”、黄色国际指“第二国际”、“黄色组合”则是“对赤色组合讲的话，又叫做阶级协调组合”。（46）同年上海南强书局出版的《新术语辞典》亦持同样看法。1936年出版的《大众实用辞林》也解释说：“黄色国际就是第二国际；黄色组合谓主张劳资妥协的改良主义的组合”。（47）1937年，《现代知识大辞典》则说明：“黄色工会指不主张革命、赞助劳资协调的工会”。（48）类似的例子不一而足，其传播之广泛可见一斑。
    有关西方黄色这一语义的传播，还体现在国人特别是左翼文化人的有关实践中。丁玲作于1932年的《五月》一文，就有“白色”和“黄色”的资本家与买办们的说法。（49）夏衍1933年发表的《关于〈脂粉市场〉之结尾原编剧人有所声明》一文，则有“黄色之欺骗与自慰的梦想”的句子。（50）“黄色”都是在贬义上使用的。
    “黄色工会”一类词汇中的“黄色”用法原本与色情无关，但增添了“黄色”的负面意味，很容易与颓废、麻醉、腐朽等词语概念联系起来，故在后来“黄色”词义实现变异的过程中，实际上起到了某种催化剂的作用。
    三、“黄色”一词淫秽含义的生成、扩散与定型
    “黄色”一词成为色情的代名词，与“黄色新闻”有直接关系。但该词的含义在中国从耸人听闻的刺激性新闻，到狭隘化成淫秽色情新闻的转换，既不是孤立地在新闻学内部实现的，其最终的社会化，也是“黄色”一词跳出新闻业以后，波及其他诸多文化领域后才得以形成的结果。
    这种以“黄色”为纽带的跨领域文化互动，早在1930年代中后期就已星星点点地出现。如1935年，即有人将专注于描写女明星一举一动、一言一笑的新闻称作“桔色新闻”，并解释说“桔色系粉红色与黄色的混合色”。（51）这里，粉红色有传统色情的意味，黄色则突出了新闻刺激、轰动的现代含义，可见两种颜色的合流趋势已然出现。同年，影星阮玲玉自杀，一时间“阮玲玉香殒记”一类的戏剧多如雨后春笋，阮氏的感情纠葛成为卖点，戏剧揭人隐私、报道内幕的夸张渲染成分昭然若揭，故时人称：“倘例诸‘黄色新闻’名词，此可谓‘黄色新戏’矣。”（52）不过，此处“黄色”的西方语义尚未完全变化。到1939年，有读者给《电影新闻》来信，痛斥上海人“黄”颜色特别浓：“喜欢读战事新闻中间的‘敌兵怎么怎么样子的奸淫女同胞’之类的‘豆腐’，‘寻开心’之类文字。此类黄色杂志在上海层出不穷。”（53）这里的“黄色”不仅用来形容不良杂志，更推及一个城市的社会风气和文化氛围。
    不过，“黄色”语词被大规模借用到社会文化其他领域的现象，还是发生在1940年代中后期以后。正是在这一社会化扩散过程中，“黄色”的淫秽含义得到逐步的彰显和强化，并最终定型。
    1946年前后，“黄色”一词已经开始被广泛运用到一般社会刊物、音乐、电影、文学等各主要文化领域，“黄色刊物”、“黄色音乐”、“黄色电影”、“黄色文学”等今人耳熟能详的词汇相继出现。这可以说是当时“黄色”一词淫秽色情含义生成、扩散和定型的典型表现。
    就“黄色刊物”而言，因为刊物与新闻同质性较强，对它的理解同“黄色新闻”有着很大的相似性，故容易直接转移。1946年，在一篇题为《论查禁“黄色刊物”》的短论里，“黄色刊物”一词就已出现，不过作者将“内容文字，诲淫诲盗，或捏造谣言，诽谤他人”列为“黄色刊物”的基本特点，（54）虽未局限于淫秽和色情的范围，但已明确指向了低级趣味，且首揭“诲淫”之义。次年，沈柝在《介绍黄色刊物》一文中，对其内容的界定也是：“黄色刊物，终是包罗万象的。有因果报应的故事，有卿卿我我，鸳鸯蝴蝶的章回或不章回的小说，有三角，四角，多角……有这‘奇侠’，那‘姻缘’这‘溯’那‘幕’这‘盗’那‘探’……”（55）一言以蔽之，黄色刊物“集谣言之大成，尽色情之能事”。（56）这些解释几乎都可以从人们对“黄色新闻”的理解里找到根源。不过，此时人们在使用“黄色刊物”一词时，已有相当多的用者开始从混杂含义里抽取并强调其“淫秽、色情”之意。如1946年，就有人指斥香港“黄色小报”专谈风月、诲淫诲盗、充满色情文字；（57）亦有作者指出统治集团虽未直接制造淫书、开色情公司，但却纵容、利用色情的东西麻醉人民，于是“黄色新闻书刊的来历，人民已经怀疑了”，（58）这里“黄色新闻书刊”的色情意义被凸出，不仅反映了而且加深着人们对“黄色”色情含义的摄取和解读。更多的文章虽未明说，但字里行间里也流露出这一语义，如有人说：“黄色刊物”像“黄河决口似的在泛滥……软软的轻轻的豆腐干刊物……东一张‘肉照’，西一张‘肉照’”，（59）或称“刺激‘性机能’的淫欲、强调‘色情狂’的黄色读物”等等。（60）一篇名为《再谈“黄色刊物”》的文章认为，欣赏此类刊物的人，都是些“陶醉于色情里的飘飘然的”、“整天迷迷胡胡、不辨黑白，忽略了自己的生活，只会欣赏‘大腿’”之类的阿Q们。作者大声疾呼社会各界应共同摒弃这种“荒淫无耻的东西”，肃清“惨胜以后的新麻醉剂的鸦片烟”。（61）其“黄色刊物”里的黄色之色情含义，已经十分明显。
    “黄色电影”的出现和传播，在表现“黄色”词汇淫秽色情化的主导含义方面，更加直露和鲜明。1948年，有文章批评中国电影界拍摄刺激肉欲的镜头，是“拾好莱坞的黄色之糟糠，将毒素裹在糖衣下，去麻醉一般小市民”，认为“中国人不需要买好莱坞的大腿，听爵士音乐，看神怪故事，武侠打斗法宝机关等无稽的玩意儿，更不要恐怖暗杀与自杀等害人的坏货，肉欲淫荡的毒汁”。（62）同年，电影人夏衍猛烈抨击美国影片为“黄色的、猥亵的、赞颂着人性里面最下流最卑鄙的堕落行为的影片”。（63）1949年，上海出现一篇名为《人民的呼声：打倒黄色电影！！》的报道，直截了当地使用了“黄色电影”一词，认定其为：“毒害观众的、色情的、无稽的、荒诞的、粗制滥造的”影片。（64）
    “黄色音乐”的提法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以往人们鞭挞低俗音乐时，多用“桃色、靡靡之音、淫乐”等词，现在则找到了“黄色”这一替代品。1945年，音乐批评家杨琦撰文对当时音乐创作色情倾向的“黄色逆流”进行了批判，指出乐坛最流行的《红豆词》在曲调、和声、曲式和歌词上，专门迎合小市民胃口，“假使一个人骤然听来，又跟‘郎呀郎呀’及‘香格里拉’等黄色歌曲有什么分别呢”。他指摘该歌曲的创作者刘雪庵“连头也不回地走向黄色音乐的道路上去了”。（65）该文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最早使用该词的文献。（66）1946年，一篇题为《清除靡靡之音》的文章对当时流行的“靡靡之音、淫靡软媚的乐曲”提出批判，希望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不只是停留在召开“清除黄色音乐座谈会”的层面，还要能真正将会议所决定的事项，一一付诸实现。（67）实际上，当时多数使用者，都将“黄色音乐”归为“色情娱乐”（68）的范畴，或谓“谈情说爱的靡靡之音、含义粗俗下流”，（69）或称“淫靡风气”（70）等等。正由于“黄色音乐”已经成为靡靡之音的代名词，故当时即有论者专门对此提出辩论，认为“黄色音乐”的坏处，还不仅限于歌词的淫荡，更在于其“情感不真实”，缺乏曲调与和声之美。（71）值得一提的是，早年因大量创作、演唱流行歌曲的黎锦晖、黎明晖父女此时分别被冠以“黄色音乐的始祖”和“黄色歌手”的头衔。（72）
    “黄色文学”一词，此时也成为批判术语。对于诲淫诲盗的色情文学，各种批判早已有之，但冠以“黄色”称谓，此前尚未经见，至少还很少见，此时却被广为使用。1947年，管军的《论才子佳人小说与黄色文学》一文，将“黄色文学”界定为反映“污秽亵荡的欲念；三角四角恋爱，色情性欲”一类的作品。（73）1948年，绍祖在其《论“黄色”文学》一文中，则强调：“黄色文学是与这靡废时代结着血肉因缘的……诱惑坠落，赋予人生一种淫乐之感，要求坠落企图压迫正义退出现实而自毙。逃避正面的人生，脱离现实，封锁人类于狭小的情欲的圈子里。忘却世界，不敢正视自己，粉红而麻木，淫逸而自卑。”作者在分析了其时代背景后，进一步说道：“黄色文学以一种肉麻的滥调加上爱情的应时灵感；套上奇异的故事，再加上民主文艺的外表，既民主而又钟情，既悲欢而又合离，便完成了‘黄色文学’的奇迹。”（74）同年，绍祖还用到“黄色文艺”一词，特别说明：“‘黄色’文艺，并不是说那伟大爱情的描写，而是专指它除了渲染一些色香艳丽的情欲词藻以外，根本没有内容，反映与人都是有害的。”作者认为一般的文艺作品为反映现实生活而有男女生活的描写，无可厚非，但需以“决不淫污超俗而不下流”为前提，若是“故意铺张生活的一面，把乳峰的颤动加以肉麻和神化，使之浸透于色情狂欢里”，则流为“黄色”作品。（75）“黄色文艺”的淫秽含义在这里得以完全确立。同时，和“黄色音乐”传播类似，那些大写特写下流低俗的文章者，此时也获得了“黄色作家”的称号。（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