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其他文化领域也不可避免地以“黄色”批判负面对象。如随意捏造、夸张渲染的广告被称之为“黄色广告”；（77）含有色情、淫秽内容的打油诗被称之为“黄色打油诗”；（78）报道花边新闻的专栏被命名为“黄色舞台”；（79）色情、消极、麻醉人生的靡靡之音泛滥被斥为“黄色艺术”抬头等等。（80）“黄色”虽不尽然都是色情之义，但起码可归为低级趣味。
    1946年前后，人们还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低俗文化现象，概括出“黄色文化”一词，以涵括一种整体的颓废的文化氛围和社会风气。同时，“黄色文化”自身也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与“黄色新闻”、“黄色音乐”等语词组成一个概念群。了解“黄色文化”概念内涵的变化，对于认知当时“黄色”词义的变异有特别意义，它对负面特别是色情含义的“黄色”词义的扩散，可能发挥过整合功能。
    据笔者所知，1946年时，已经有人发表《略谈黄色文化》一文，开始专门讨论所谓“黄色文化”。作者认为，黄色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注重趣味，富于刺激性，冷嘲热讽，大捧小骂，攻奸揭私，暴露黑暗，一种别出心裁新鲜别致的风味，深深地抓住了读者的心理”。这里的“黄色”似乎还未脱离西方“黄色新闻”的原义。但作者同时指出，出版社和创作者“为了出奇制胜，争取生意眼，不得不搬出一大套噱头来，有的刊些女人大腿的照片，汉奸藏女人，要员爱娇妾的艳闻，拼命趋向低级色情的调儿。有的竭尽造谣中伤之能事……一窝风的转向浅薄、胡闹，卑耻猥亵的，没落的作风”。（81）“黄色文化”的“淫秽”内涵得到极度凸显。一年之后，著名的《时与文》杂志发表《广州的黄色文化与倒退教育》一文，（82）其中使用的“黄色文化”概念已然呈现一种整体转向色情淫秽之义的鲜明特征。该文从多角度审视当下的广州文化，强调报纸没有一家不走“黄色”路线，多为肉麻读物；诲淫书刊泛滥全市，多是下流淫书；流行电影也是美国的“大腿电影”，充满打、情、舞、轻佻的内容，等等。
    这一时期，“黄色”还独立成词，开始表达色情含义。如“黄色高潮”、（83）“黄色气氛”、（84）“黄色污流”一类提法，在社会上就已纷纷出现。今天尽人皆知的“扫黄”一词，也已问世。1946年，有人提出，对于社会上泛滥的色情、堕落、荒淫的黄色污流，“必须作尽情的‘扫荡’！”（85）1948年，李兆琏在《论黄色文化》一文中，两次直接使用了“扫黄”一词，提出“扫黄”的两个要点，并希望“文化界扫黄的目标应当扩大”。（86）这是笔者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扫黄”提法。到1949年时，更出现了明确以“扫荡黄色文化”为标题的文章。（87）
    可以基本判定，在1940年代中后期，“黄色”的色情含义已经基本定型，尽管并非百分之百纯粹，但即便在不纯粹的使用语境中，“淫秽、下流”的义项也多居于核心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黄色”一词继续广为使用，除色情和粗俗无聊的含义外，其他如夸张、渲染、捏造等意思，逐渐淡化乃至退出，色情之义开始更加突出、强化。1950年，杂文家聂绀弩发表《论黄色文化》一文，将黄色文化界定为：“色情文学，大腿影片，软性音乐和跳舞，猥亵的照片和画片，玩弄女性的新闻和言论等等，谓之黄色文化……它的基本内容是动物性的歌颂，官能的歌颂，肉体的歌颂……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游惰者，没落者，吸血者，一切没有灵魂只有肉体的人们的意识形态。”（88）1950年出版的《新知识辞典续编》这样定义“黄色报刊”：“指专门刊载色情文章，和无聊的低级趣味的小报和期刊。结果是传播毒素，腐烂青年的思想。”（89）而1951年杨荫深编辑的《新辞典》对“黄色”的解释是：“荒淫而无聊的，（黄色刊物）”、“反动的，（黄色工会）”，（90）原先的多重含义被抽离出去，色情之意进一步强化。1952年出版的《新订新名词辞典》将“黄色”解释为：“西洋习惯，黄色象征卑鄙污浊，故带低级趣味的淫秽书刊，就叫黄色书刊。”同时，该辞典对“黄色音乐”的解释则是：“黄色是色情的代表，黄色音乐就是一般专以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的淫靡恶劣的音乐。反动统治者曾用这种满是毒素的音乐--软绵绵的情调来麻醉并腐蚀人民，使人忘记被压迫和被剥削的苦痛，因而也丧失了人的斗争意识，所以说黄色音乐纯粹是为反动统治服务的。”（91）
    “黄色”一词的淫秽和色情用法并不局限于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地亦然。1968年台湾出版的权威工具书《中文大辞典》，把“黄色”定义为“今谓低级趣味涉及男女猥亵也”。（92）1976年台湾出版的《辞汇》也标示：“黄色小说”即内容多涉及淫秽风化的小说；“黄色新闻”即内容淫荡有伤风化的新闻记载。（93）而1972年林语堂主编的《当代汉英词典》在解释“黄”字时，则特别指出其“catering to sex interest”（迎合性的兴趣）之意，并说明此意“borrowed from ‘yellow journalism’，now used more widely”（借用于“黄色新闻”，如今被更加广泛的运用），故“黄色新闻”在“yellow journalism”之外，还可英译为“sex stories in papers”、“黄色小说”则对应“sexy novels”。（94）到1987年，香港出版的《最新林语堂汉英词典》又将“黄色新闻”固化为今日通行的“pornographic reports”之译法。（95）如此典型的“文化旅行”变异故事，在中西文化关系史上，恐怕也具有某种独特性。
    四、“黄色”词义双重变异的成因分析
    在近代中国，“黄色”词义的变异有着双重内涵，一是国人对西方输入的新知概念“黄色新闻”产生误解和曲解；二是中国原本象征高贵尊崇的传统含义之黄色与出现占据优势的、大众化的矛盾义项--色情、淫秽、低俗，形成同一词义结构内部的雅俗对立。笔者将这一词汇现象称之为“畸变”。在前文，我们曾揭示出西方“黄色新闻”的原义在中国不断缩小词义的范围，其内蕴的淫秽色情部分在其义项结构中被逐渐前置、变成核心，乃至独占义项的过程。但如果仅仅将视线局限于这一过程本身，很可能会夸大其自身转变的内在自然性成分，而不免轻忽其所包含的深刻畸变性。事实上，要想真正了解这一问题的实质，必须正视和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尽管在抗战胜利以前，“黄色新闻”概念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其淫秽内涵也有被人摄取和强调之处，但这一概念的原义还是大体上得到较为准确的传达，而且这种传达显然还占据着主导地位。实际上，“黄色”含义真正发生淫秽化变异，是在1946年前后，也即抗战胜利之初。这一点，无疑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首先，抗战刚刚结束，人们从长期战乱的紧张压抑和动荡的生活中舒缓过来，逐渐萌生了争相享乐的念头，正如时人针对低级趣味的色情歌曲再度流行所指出的：“以为抗战胜利，可以歌舞升平了，可以‘复原’到以前的糜烂生活了。”（96）而这一情况在上海、广州等城市社会表现尤甚。此等城市日渐弥漫起一种淫秽色情泛滥、享乐至上等种种社会风气，这实为来自西方而又涵括淫秽低俗义项的时髦之“黄色”命名，以及这一概念的淫秽色情化转换本身，创造了适时的社会条件。1948年，《论黄色文化》一文就明确地指出，“黄色文化最茂盛的是刚刚胜利的时候，因为发抗战财、胜利财、甚至接收财者等等的集中都市，而形成的畸形的繁荣”。（97）1949年，《黄色文化的末路》一文也强调，像上海那样的大城市之所以“黄色文化”根深蒂固，就是因为当时“其有闲阶级多，物质引诱强、吃吃玩玩的个人主义很厉害、追求无限止的享乐”等风气盛行，抗战胜利后“黄色”毒氛依旧。（98）还有人注意到并揭示了当时造成黄色文化流行的更多社会因素。1946年，《“黄色”的命运》一文就分析说：“社会的腐败、有闲人士生活上的荒淫，正当的文化出版界的冷落……社会动荡不安，物价的高压，生产的废弛，财富的集中，知识分子与公教人员生活上备受的压迫，莫不是使文化衰落，黄色乘机崛起的主要因素。”（99）此外，还有人提到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所产生的影响，认为它使读者们“看惯了‘胜利八股’，读厌了‘建国公式’”，很快因为苦闷而转向黄色文化。（100）总之，在抗战胜利之初的中国各大城市，淫秽色情文化一度泛滥成灾，引发强烈批评。
    对于这一恶俗文化泛滥的现象，自然需要有一个形象的、具有一定整体概括力度的时髦词语去反映和批评，而恰好来自西方的“黄色新闻”一词此时已得到一定传播，于是便被一知半解的人们糊里糊涂地抓来使用。当然，这也与传统中文里通常被用来表达类似含义的色彩词汇如桃色、粉色等过于局限在“男女暧昧关系”的狭小空间，难以反映和概括内容更为丰富复杂的低级、淫秽内涵，有着一定关系。于是在角逐中，变异的“黄色”一词也就阴错阳差地流行开来。在这一进程中，不少主动使用者最初是一知半解，而更多的人一开始时则是将信将疑、随流从众。如1948年，美学大师朱光潜对“黄色”一词的最初使用，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在《刊物消毒》一文中，朱光潜提及“印着电影名星乃至于妓女照片的红红绿绿的小型刊物”时，就曾疑惑地写道：“我说‘红红绿绿的’，本是事实，不过据说它们的通行的台衔是‘黄色刊物’，为什么是‘黄色’，恕我无知。反正这些就是现在中国一般识字的民众所读的书。”可见当时黄色一词的色情化使用，连朱光潜这样的文化人一开始也没有弄得十分明白，他一方面表示了存疑，但同时在后文中，他却也随众地照搬照用，将刊载“桃色新闻、贪官污吏的劣迹，社会里层的奸盗邪淫的黑幕，以及把这一切乌烟瘴气杂会在一起的章回小说”的刊物，照例称之为“黄色刊物”。此种情形，在当时应当说具有一定代表性。同时，黄色一词的色情化使用，正如其他流行词语一样，往往有核心而难有边界。朱光潜照例将一些刊载与色情、贪污劣迹混杂事项等有关的刊物称之为“黄色刊物”，（101）恰好也表明了词语的能指和所指之间那种既关联又紧张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