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交流的商品主要有：青磁盘碗、紵丝、绫绡、烧珠、麝香、花绢、铜钱、布帛、色绢、樟脑、锦绮等。其中以青花瓷器、丝绸、麝香、铜钱最为重要。除了麝香以外，其他都是中国特有的人工产品，深受海外各国欢迎。以中国的手工业制品换取西洋海外奇珍仍是传统海上贸易的商品结构。
    晚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如果说有变化的话，是量的增加，如丝和瓷都有更多的出口。以下主要比较进口商品结构方面。
    《东西洋考》记录万历十七年(1589)漳州月港税收调整时的交易商品有84种：
    胡椒、象牙、苏木(分为东洋、西洋)、檀香、奇楠香、犀角、沉香、没药、玳瑁、肉豆蔻、冰片、燕窝、鹤顶、荜拔、黄蜡、鹿皮、子绵、番被、孔雀尾、竹布、嘉文席、番藤席、大风子、阿片、交趾绢、槟榔、水藤、白藤、牛角、牛皮、藤黄、黑铅、番锡、番藤、乌木、紫檀、紫憬、珠母壳、番米、降真、白豆蔻、血竭、孩子茶、束香、乳香、木香、番金、丁香、鹦鹉螺、毕布、锁服、阿魏、芦荟、马钱、椰子、海菜、没石子、虎豹皮、龟筒、苏合油、安息香、鹿角、番纸、暹罗红纱、棕竹、沙鱼皮、螺蚆、獐皮、獭皮、尖尾螺、番泥瓶、丁香枝、明角、马尾、鹿脯、磺土、花草、油麻、黄丝、锦鲂鱼皮、柑庶鸟、排草、钱铜。(33)
    还有“先年不见开载”，《东西洋考》作为附记的商品32种：
    哆罗嗹、番镜、番铜镜、红铜、烂铜、土丝布、粗丝布、西洋布、东京乌布、八丁荞、青花笔筒、青琉璃笔筒、白琉璃盏、琉璃瓶、莺哥、草席、漆、红花米、犀牛皮、马皮、蛇皮、猿皮、沙鱼翅、翠鸟皮、樟脑、虾米、火炬、棕竹枯、绿豆、黍仔、胖大子、石花。(34)
    以上商品总共116种。其中有一些是来自欧洲的商品，如哆罗嗹、番镜、番铜镜等，说明此时西方扩张东来有所增加。“先年不见开载”的新增商品中也有不少属于一般生活日用品，如草席、漆、虾米、绿豆等。值得注意的是米、铜的进口。明朝开海以后，海上贸易的内容明显地反映了当时社会需求的实态，即民生日用类的增加。
    将晚明商品结构与明初相比较，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第一，晚明西洋商品的变化不大。从海上贸易的商品来看，胡椒、苏木、象牙、檀香、犀角、沉香、没药、玳瑁等西洋特产珍奇消费品并没有任何变化，虽然也有如冰片、燕窝等明初没有的新种类，但也属于珍奇的范围。由此可知，与明初西洋官方贸易的商品比较，晚明西洋民间私人海上贸易中的商品品种没有太多的改变。明初西洋海上贸易的远距离奢侈品贸易性质，在晚明西洋商品输入上仍很明显，但增加的一般日常用品的输入，反映了中国市场对海上贸易的消费需求。
    第二，晚明东洋商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明初海上贸易商品结构相比较，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明初没有白银的大量进口，而大规模的白银输入是晚明东洋贸易的特征。以往在计算贸易额的时候，均不把白银计算在内，但当时的白银不但是货币，而且本身也是商品，其主要来源于日本与美洲银矿的输出，满足了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
    四、“东矿西珍”实态的考察
    根据文献记载，晚明海上贸易之利，以东洋最富，即以银为贵。关于这一点，在明朝人的海洋意识中有清楚的认识。明末何乔远《开洋海议》云：
    佛郎机之地，本在西洋，吕宋不过海岛一浮沤耳，其民皆耕种为业，佛郎机夺其地开市于此，人遂名吕宋，而亦名东洋……此皆据今日吕宋、红夷二夷入我近地而论，此所谓东洋者也。此外尚有暹逻、柬埔寨、广南、顺化以及日本倭，所谓西洋也。暹逻出犀角、象牙、苏木、胡椒如加留巴，又出西国米、燕窝，他番所无。柬埔寨、广南、顺化亦出苏木、胡椒。日本国法所禁，无人敢通，然悉奸阑出物，私往交趾诸处，日本转手贩鬻，实则与中国贸易矣。而其国有银名长锜，别无他物，我人得其长锜银以归，将至中国，则凿沉其舟，负银而趋，而我给引被其混冒，我则不能周知。要之，总有利存焉。而比者日本之人亦杂住台湾之中，以私贸易，我亦不能禁，此东洋之大略也。(35)
    这里不仅明确了东西洋在明末的划分，而且详细记述了东西洋特产，值得注意的是，特别提及日本除了白银“别无他物”的特征。
    何乔远《请开海事疏》中谈及“开洋之利”，细述东西洋贸易商品情形，再次说明东西洋贸易的不同之处：
    臣请言开洋之利，盖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东洋。大西洋则暹逻、柬埔寨、顺化、哩摩诸国道，其国产苏木、胡椒、犀角、象齿、沉檀、片脑诸货物，是皆我中国所需。东洋则吕宋，其夷佛郎机也。其国有银山出银，夷人铸作银钱独盛。我中国人若往贩大西洋，则以其所产货物相抵，若贩吕宋，则单是得其银钱而已。是两夷人者皆好服用中国绫段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为用。湖丝到彼，亦自能织精好段匹，錾凿如花如鳞，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悉得价可二三百两。而江西之磁器，臣福建之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36)
    这里突出了与吕宋贸易中可以获得的银钱，实际上，这也就是通过吕宋与美洲的丝银--瓷银贸易。
    晚明泉州籍内阁大学士李廷机曾云：“所通乃吕宋诸番，每以贱恶什物贸易其银钱，满载而归，往往致富，而又有以彼为乐土而久留。”(37)这也是东洋海上贸易以中国商品交易银钱的例证。清初人对晚明中国前往西洋船只折往东洋贸易的情形也有评述，王胜时说：“闻往时闽中巨室，皆擅海舶之利，西至欧罗巴，东至日本之吕宋、长岐，每一舶至，则钱货充牣。先朝禁通日本，然东之利倍蓰于西，海舶出海时，先向西洋行，行既远，乃复折而入东洋。嗜利走死，习以为常，以是富甲天下。”(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