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东矿西珍”的背后推力
    《东西洋考》云：“市舶之设，始于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国，中国而商于夷，未有今日之伙者也。”(44)在时人眼里，晚明海上贸易达到空前繁盛，“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45)东矿西珍正是海上贸易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概括，其出现并非偶然。
    资本主义扩张使得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从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46)明初中国海上贸易的主要对象是西洋与东洋，下西洋使西洋凸显，主要是东南亚印度洋周边区域。晚明处于全球化的开端时期，世界正在形成一个整体，联系世界主要大洲的国际贸易网络也正在形成。全球化(Globalization)也称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指地理上分散于全球的经济活动开始综合和一体化的现象，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世界经济日益成为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开端于16世纪，海上贸易的发展使世界联系在一起，各国和各地区对外联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空前水平。在那个世纪里，中国经历了从区域史到全球史的过程。探讨区域史与全球史的连接，白银是一个关节点。
    道格拉斯·诺斯曾说：“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过去做出的决策决定现在可能的选择。要理解经济实绩随时间变化而显现出来的差异，就需要了解经济的演变。”(47)东洋航路早已开辟，但在明初不如西洋发达，只是到了晚明才凸显出来。原因何在？过去给以的解释归纳起来，在内是由于福建地狭人稠，山多田少，对海上贸易需求巨大；在外是东洋诸国社会经济落后，可供贸易的物品匮乏，至明后期才发达起来。大多数学者归之于西方东来的因素，特别是西班牙占据马尼拉及其太平洋航路的开辟。笔者认为仅仅这些还不够，还应看到中国社会整体变迁的大背景，唯有如此，才能完整解释晚明海上贸易结构的变迁。关注东洋凸显，特别要关注“东矿西珍”出现的背后推力。
    海上贸易的发展和大规模的商品货币流通，是晚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两个最显著的特征。晚明东西洋贸易呈现出非常不同的特征，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国际经济现象。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是决定东西洋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以“东矿西珍”为特征的海上贸易新格局形成的背后，蕴含着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深层需求，与中国本土白银货币化的发展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东洋凸显背后的推力可以分为中国社会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内部的推力主要体现在明代白银货币化，是中国国内市场萌发的作用；外部的推力则主要表现在外银的大量流入，是世界市场的作用。二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学界一般认为东西洋地位变化是时代和社会环境变化的结果，而没有关注变化背后的推力。海上贸易结构变化不是自然形成的历史过程，而是具有深厚的中国内部社会经济变迁的背景。从明代白银货币化看晚明东西洋贸易商品结构变化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当时海外输入的白银主要有两个源头，一是日本，一是美洲，二者均是明代社会迫切需求的白银货币资源所在地。日本的白银通过中国海商和澳门葡萄牙人的贸易输入，美洲白银则主要是通过西班牙占据的吕宋输入中国，有中国海商的参与。
    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基本奠定，不是出现在美洲白银到来以后，而是在它之前。因此，有必要关注日本银矿的开发时间。200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日本石见银山遗址表明，石见银矿从1526年(明朝嘉靖五年)开始了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那里从日本战国时代后期到江户时代前期是日本最大的银矿山，17世纪银产量占世界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石见银山的开发时期与日本经济史上的商业发展时期重叠，那里冶炼加工的白银当时不仅作为货币在日本国内流通，而且还支持着日本与葡萄牙、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中国商人之间的贸易往来。(48)石见银山的开发时期与中国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史也是重叠的。明代舟山双屿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兴起，是中日私人海上贸易繁盛的历史见证。根据明代朱纨《甓余杂记》和葡萄牙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远游记》的记载，舟山双屿自1520年代一度活跃兴起，成为国际贸易中心港，以私商云集的私人海上贸易而闻名中外，连接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双屿在1540年代积聚的私商大群数千人，小群数百人。一至夏季，大海船多达数百艘，乘风破浪，蔽江而下，多时甚至达到1294艘。关注中国与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关联，以中国本土社会变迁与世界现实变革的历史潮流相融通为主要解释模式，舟山双屿港的兴起并非偶然。嘉靖初年，白银货币化已经呈现出基本奠定了白银为流通领域主币的态势，白银渗透到整个社会，促使各阶层产生了对白银的需求，出现：“司计者日夜忧烦，遑遑以匮乏为虑者，岂布帛、五谷不足之谓哉，谓银两不足耳。夫银者，寒之不可衣，饥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过贸迁以通衣食之用尔。而铜钱亦贸迁以通用，与银异质而通神者。犹云南不用钱，而用海巴。三者不同而致用则一焉。今独奈何用银而废钱？惟时天下之用钱者，曾不什一，而钱法一政久矣其不举矣。钱益废，则银益独行”(49)。朝贡贸易不能满足需要，中外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兴起，舟山双屿港得以凸显。这标志着中国国内市场发展，迅速向海外拓展，中国海商参与了世界市场体系最初的建构过程。(50)
    嘉靖二十五年(1546)，“以往日本市易”为风所漂至朝鲜，被解送回国的“下海通番”福建人，即超过千人以上。(51)从时间上看，可以认为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对于白银的巨大需求，促发了中国私人海上贸易的蓬勃兴起，直接刺激了日本银矿的大开发。日本出产白银的巅峰时期为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初，开采业兴盛时，仅生野和石见每年就上缴白银一二万公斤。丰臣秀吉统治日本时，佐渡和石见的金银矿开采迅速。佐渡每年上缴白银1万贯左右，石见上缴四五千贯。(52)中国的白银需求对日本与美洲的白银大开发，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作用，中国本身通过白银货币化，主动走向了世界。(53)
    明代中国白银经历了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乃至形成完全货币形态的历程。(54)明代成、弘之际是中国白银货币化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开始全面铺开的时期，同时也是郑和下西洋时代海外物品胡椒、苏木等在皇家府库枯竭之时。(55)从那时开始，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发展的大趋势突破制度的障碍，极大地显现了出来。嘉靖初年，伴随白银在全国市场流通中形成主币，而本土矿藏储量严重不足，于是巨大的内需促发了走向海外的寻求，拉动了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这时白银的主要来源是日本银矿，可以认为，中国扩大的私人海上贸易引发了日本的银矿大开发。率先到达中国沿海的葡萄牙人也参与其中，但毕竟不是海上贸易的主体。繁盛的私人海上贸易也导致嘉靖年间海上争夺战以倭寇为形式爆发，暴露了明朝官方应对海上危机的乏力，使得朝堂之上关于海上事宜的争议纷纭。总之，16世纪，无论在中国社会内部还是在外部，都突出了白银货币的特殊意义。明代白银货币化是一个中国社会内部经济结构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与世界历史变革的大背景相互关联。
    中外学者对白银流入中国数量的估计做了大量研究，然而往往忽略了西方人到达美洲首先追求的是黄金而不是白银，是以低估了中国本土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与作用。关注白银输入的时间问题，不能忽略一个重要的时间差，那就是美洲白银的输入要晚于日本白银的输入30年。美洲白银是在西班牙人占据马尼拉以后，在万历二年(1574)才开始大量开采运输的，而日本的银矿开发是在明代嘉靖初年，也就是16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兴盛起来。这个时间差是重要的分界，由此可以分别白银流入中国的两个阶段，而不是笼统地看待两个来源。关注到这一点，并与明代白银货币化进程联系起来考察，可以作出如下分期：第一是日本白银流入时期，开始于1520年代，在1540年代达到高潮。日本白银对于嘉靖初年基本奠定白银作为流通领域主币的白银需求供应起了重要作用。第二是美洲白银流入时期，开始于1570年代，此后与日本来源的白银汇合，达到了外银输入中国的高潮期。外银对于中国持续稳定以白银作为流通领域主币起了重要作用，由此也对明朝赋役-财政改革与中国货币财政的开端起了重要作用。(56)
    总之，在全球化开端的大背景下，从市场发育、商品流通和货币经济发展三个方面考察晚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轨迹与特点，不难看出，晚明中国经济最具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之一是白银货币化，也即中国社会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化过程。白银成为流通领域的主币，成为统一的货币计算单位，并且作为一种通用的结算方式用于国际贸易，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国货币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明代通过白银货币化积极参与和推动了全球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