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陆上交通相对便捷，当时“欧洲的旅行者们前往中国旅行大多数走的是陆路”，这与明清时期主要通过海路前往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商人明显有别。张星烺先生论及元朝中欧通商情形时指出：“裴哥罗梯之《通商指南》最可证明当时中欧通商之盛。氏虽未亲至东方，然确闻诸曾至东方商人。吾人读其书，可悉当时欧亚二洲陆道通商所经之道途及情况若何也。”此处张星烺先生所言及裴哥罗梯的《通商指南》，是书第一章即述“陆道至契丹”。张先生附注曰：“《元史》卷一一七《术赤传》，谓其封地在西北极远，去京师(汗八里即北京)数万里，驿骑急行二百余日方达京师，术赤封地即钦察国。后经拔都力征经营，疆宇更广。其都城在窝尔加河畔撒雷城。约翰孟德高维奴第一遗札言由克里米亚须时五六月，裴哥罗梯《通商指南》谓须时八阅月以上。三书小有不同，而大抵相符也。”(12)也就是说，当时从欧洲由陆路来元大都，大约需六个月到八个月不等。而从海路来华，则需两年多时间。
    元朝后期，各大汗国之间烽火连天、战争不断，陆路交通受到阻碍。蒙高维诺在对陆、海两路进行比较时提到这一点：“来此道途，以经峨特(Goths)国境(今克里米亚Crimea)为最便捷。沿驿道，随邮差而行，五六阅月即可抵此。若由海道则道途辽远，且危险万状。其第一程，约与阿扣港(Acre)至渤洛文斯省(Provence，古代法国省名)相等。第二程，约与阿扣港至英格兰相等。苟无信风，至有须二年余始得抵此者。然陆道梗绝，不通已久，鞑靼诸王自相攻伐也。”马黎诺里后来也由于各大汗国互相攻击，陆路交通受到阻断，被迫改由海路返回。他述其此情时说：“陆路因有战争，闭塞不通，行旅裹足。”(13)伴随着蒙元帝国的崩溃，中西交通的诸种条件随即消失，因此，“基督教使团和商人活动很快从欧洲与中国的交流中退出”。(14)明末清初以后，西欧来华之传教士、商人或使节，几乎均取海路前往中国，这与当时陆上出现奥斯曼、俄罗斯两大帝国的崛起，以及这两大帝国在陆路阻断中西交通有关。
    关于蒙元帝国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历史作用，西方与中国学者都曾给予充分肯定：
    要是没有蒙古帝国，马可·波罗和许多其他人也许还留在本乡，或到别的地方发挥他们的冒险精神去了，因为他们无法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完成穿越亚洲的长途跋涉，也无法为他们的商业活动或传教活动在中国找到必要的条件。(15)
    蒙古人，虽然是残忍的，但是还有一种对于世界的责任感，并且对文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从亚洲的一端到另一端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在他们的军队过去以后，他们把这条大道开放给商人和传教士，使东方和西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16)
    他们所建立的完备而高效的邮驿制度无疑推动了欧亚文明之间的交流，元朝也因此而成为历史上中国与西方交通最为频繁的朝代之一。(17)蒙元邮驿和交通之发达实为当时的中西关系和文化交流奠定了新的基础，东西方文化第一次在蒙元帝国的怀抱里聚合在一起。
    二、蒙高维诺笔下的北京天主教
    当蒙古军队的铁蹄掠过俄罗斯大地向西猛烈推进时，欧洲各国一片恐慌。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一方面欲沟通与蒙古的关系，规劝蒙古大汗停止杀戮行为；一方面想打探蒙古内部的虚实，以作抵御之策，遂于1245年派遣方济各会会士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1182-1252)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出使蒙古。(18)第二年7月22日，柏朗嘉宾及随行抵达和林。8月24日参加贵由皇帝登基大典。8月底觐见贵由大汗(即定宗)，呈递教皇玺书。定宗复教皇书大意谓：
    你教宗和王公巨卿，如诚心和我修好，便当速来见我，不可迟延。你来信要我信基督而受洗，我不知我为什么应该受洗。你来书，又因为我们杀人之多，而觉得惊奇，尤其因为信基督的波兰人、匈牙利人、奥拉维人，而感不安，我亦不明白你惊奇的原因。我告诉你：他们不听从上天和成吉思汗的命，杀戳我们所派使臣，上天所以借我们的手来杀他们。你们西方人，自以为独奉基督而鄙视别人，但……我亦信上天，赖上天之力，我将自东徂西，征服世界。书末玺印文曰“真主在天，贵由在地；上天神威，众生之王印”(19)。这是罗马教廷与蒙古发生关系的开始。显然，柏氏未能如愿完成教皇交给他的规劝蒙古人皈依基督教的使命。1747年柏氏一行返抵里昂。次年柏氏病逝，遗留下《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一译为《蒙古史》)(20)，实为他此行的报告，这是我们现见最早西人在蒙古旅行的纪录。
    1253年，鲁布鲁克的威廉(William of Rubruk)受法国国王路易士九世的派遣，从康士坦丁堡出发去蒙古和林，沿途先后会见撒里答和拔都。1254年4月到达哈剌和林，受到蒙哥汗的接见。威廉要求留在蒙古传教，遭拒，遂于1255年返回的黎玻里。应当地主教之请，威廉以长信形式将自己的旅行经历写出来，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见的《鲁布鲁克东行纪》。(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