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乾隆朝粥赈成效透析
    乾隆朝粥赈吸取了历代粥赈弊端及经验教训，制定了极为完善的粥赈制度，在灾荒赈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较好的赈饥效果，但再完善的制度亦会存在弊端及缺陷。因制度过于完善及细致，导致具体实践中刻板化和教条化特点不断凸显，不利于实际操作执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弊端，使统治者的粥赈初衷及成效大打折扣，监督机制的缺失也从侧面反映了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使号称最完善的制度与社会成效间出现了逆差。
    (一)赈粥的积极效果
    首先，在救荒赈饥、活民济民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实践中不断改良、延续善法以广救灾活命之功效，成为了乾隆朝粥赈的根本宗旨，“虽云一粥，是人生死关头，须要一番精神勇猛注之，庶几闹市穷乡，皆沾利益……谓煮赈为尽善之仁术可也！”(44)粥赈，因饥民藉之得以苟延性命，在最大程度及范围内保存了传统生产力，保障了灾后重建及经济恢复的主要力量而被颂扬，“人当饥馑之时，得惠一餐之粥，即延一日之命。此后得遇生机，皆此一餐之力矣。故为力少而致功大”，“饥时一口，胜如一斗，死在须臾，即能行走，粥厂之妙，言难尽述”(45)。故粥赈的最大成效就是“全活饥民无算”。如乾隆八年(1743)直隶旱灾中粥赈救济了数十万饥民，良乡县赈过京外流民大小口11752口，通州66053口，固安县35213口，永清县219468口，东安县135532口，武清县145216口，文安县237624口……共赈664890余户、2106690口，救济流民944020口，赈济米谷共1100720余石，银1105476两(46)；嘉庆六年(1801)京畿水灾，直隶大多数被灾州县设粥厂赈饥，每县二三厂至十五六厂不等，每厂每日赈饥民二三千至六七千人不等；次年京城大井粥厂三月初四日起至四月二十日止，粥赈饥民167230名(47)。
    其次，及时救济、安抚饥民，减少了流民数量及其由此引发的社会动乱，维护了社会秩序，稳定了灾区局势。灾后或青黄不接时，在其他赈济措施来不及施行或不能覆盖的地区，在城镇乡村广泛设置粥厂，以更直接快捷的方式、在最大范围内救助了饥民，使饥民安心度荒，不至于流离失所，避免了灾民盲目流徙对社会治安造成的冲击，减少了流民的数量，也避免了大量饥民涌入城市给城市造成的治安、卫生及生存的压力。施粥虽然只是救灾的权宜之计，且相对于众多嗷嗷待哺的饥民而言，显然是杯水车薪，却极大缓解了民食维艰的困窘状况，成为全活饥民较多的赈济方式。很多处于生存危机中的饥民得以苟活性命，不至于铤而走险，消弭了社会动乱的根源，为饥荒后的生产恢复及社会重建保存了基础及力量。
    再次，促使了民间义赈力量的兴起。由于官府一直鼓励私人粥赈，其规章制度为后代遵循，富民绅商举办的民间粥赈就在官府力量不及之区、官府存粮不敷之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成为官府饥荒赈济中必不可少的辅助力量，官府颁发的旌奖鼓励促动了私人救济力量的发展。如乾隆六十年(1795)浙江余姚县遭遇飓风，次年灾民掘蕨根、采榆皮以食，知县戴廷沐与士绅商议捐资煮粥济民，先捐官俸300石米后，绅士踊跃捐输，得粥款两万余贯，设粥厂9处，粥赈38天，就赈者云集，每厂贫民自五六千至七八千不等，“每日需米二百六七十石。查绅士原捐近一万二千余贯……不敷经费有八千余贯，城乡董事虽现又持簿劝捐，各乡士民尚知好义，并有并未待劝，自行赴局捐输者。”(48)民间富户士绅自愿粥赈活民的做法扩大了粥赈的积极影响，成为清末民间赈济力量强大、义赈会纷纷兴起的原因之一。
    (二)乾隆朝赈粥制度的缺陷
    乾隆朝粥赈制度虽然在赈饥济民的实践中获得了较好效果，但也未能克服传统粥赈中执行和管理不善引发的诸多弊端，有“粥厂素称弊薮”(49)之说，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受到时人及研究者批判。乾隆朝粥赈制度尽管极其完善，却也未能克服传统粥赈诸如吏治腐败、因管理不善而发生闹赈及饥民死亡等弊端，衍生了严苛的粥赈刑法，粥厂区域分布不均致使粥赈失位等，反映了完善制度在实际上的不完善，社会成效因之出现逆差。
    首先，乾隆朝粥赈吏治的贪污腐败达到了极限，既影响了粥赈效果，也使官府大失民心。
    乾隆朝粥赈制度的完备达到荒政史上的顶峰，但吏治的腐败也到达了巅峰，其中最典型、最令人深恶痛绝的腐败，就是不法粥赈官吏克扣、侵吞粥赈钱粮，“虑胥役之侵蚀克扣”(50)，为了不使赈粮斤两短少以蒙蔽上司，就在粥中掺石灰、拌糠稗、掺沙、掺水，“赈恤多虚，撩以石灰，揉以糠核，名为活人，其实杀之。又壮者得歠，而不能及于细弱羸老之民，近者得，而不能遍于深谷穷岩之域。活者二三，而死者十七八矣。”(51)
    粥赈胥吏私换粥粮，以次换好，以霉变腐败之粮抵换赈饥所用米粮，致使饥民食粥后大批死亡，“将粗米抵换官米，以致粥不可食”，“私易米色，通同侵蚀”(52)，“管粥者克米，将生水搀稀，食者暴死”(53)。这使官府粥赈活民的初衷成为笑柄，败坏了官府的诚信及威望，“饥民腹未饱，城中一月扰。饥民一箪粥，吏胥两石谷。”(54)
    粥厂开赈时，要雇用许多厂役，不少官吏借机安插亲信，致使人浮于事，夫役费用比散粥赈米的费用还多，使官府良好的粥赈初衷变成了胥吏贪污腐化的巧途，粥赈效果因此大打折扣。典型案例是乾隆三十八年广东粥粮贪污案，是年广东发生风灾，朝廷救济粮运到后向各府州发出告示，官府在东门附近较场、西门附近寺庙设置粥厂施赈，在市内相宜地点增设两厂。因监察管理出现漏洞，秩卑者对秩尊者的监察形同虚设，胥吏煮粥时有官员监督，却无人监督官员，故吏役克扣米粮时官员可以制裁，官员吞没稻米时衙役却不敢管，“煮粥吏，监粥官。吏侵米，法不宽；官侵米，吏无权，侵米一斛十万钱”，导致粥粮被赈官侵吞贪污，“初煮粥以米，再煮粥以白泥，三煮粥以树皮”，饥民“嚼泥泥充肠，啮皮皮有香”，饥民食粥后大量死亡，“东门煮粥在较场，白骨累累青冢荒……嚼泥啮皮缓一死，今日趁粥明日鬼”(55)。
    粥赈吏治如此腐败，与制度条文形成了极大反差，制度的宗旨在实践中发生了严重背离，致使制度形同虚设，这与督察院的监督失位有极大关系。制度规定官员必须亲自散粥、都察院堂官及御史亲临督察，但督察院几乎没有发挥职能，即使官员到了粥赈现场，也是流于形式。
    其次，管理不善导致饥民闹赈，促生了严苛的粥赈法制，产生了消极的社会影响。
    闹赈是因饥民不能分到赈粥而哄闹粥厂的事件，是历代粥赈中因管理不善出现的现象。乾隆朝粥赈制度虽然完善，也还是无法避免此类事件。主要是管理不当出现冒领及缺领，部分饥民重复领粥、部分饥民领不到粥，“强者数次重餐，弱者后时空返”(56)，“市镇脚夫乞丐无不混迹其间，希图冒领，既未经查造于先，岂能拒绝于后……于费则多糜，于民甚无益。”(57)为防冒领，规定迟到者例不发粥，或因饥民多粥厂少，或因饥民数量估计不足使赈粥不能周遍所有饥民，或是赈粮被胥吏贪污后无粮煮粥，致饥民大量死亡，长途奔波到粥厂却无以为生的饥民哄闹赈厂的事件便屡屡发生，使法良意美的制度在实践中屡遭障碍，社会成效受到影响，“诚恐例不应赈之民，妄听刁徒煽惑，致犯宪章，身命不保，不死于天时之水旱，反死于刁猾之诱哄，实有不忍见者，合行出示严禁。”(58)
    为防止闹赈，制定了严厉制裁的法律制度，乾隆七年(1742)规定，“凡闹赈厂胁官者，执法严处”。乾隆十三年又规定了更严苛的法制：“嗣后直省刁恶之徒，因事聚众逞闹者斩决。”并出示榜文晓谕饥民遵守法纪，违者严惩：“至例不应赈之民，并闲杂人等，概不许无故入厂嚷挤，违者重惩。倘为有劣衿刁棍，号召乡愚，藉端闹赈者，定行锁拿严究，通详正法，决不轻恕。”(59)赈饥惠民的制度及措施成为挣扎于死亡线上的饥民犯罪的渊薮，迫使官方采取极端措施对最无助、最弱势的被救济群体处以极刑。反映了粥赈法制本末颠倒的本质，不处罚贪污及管理无方的官吏，反而制裁饥民，使民怨加剧。一项良好的救济制度转变成严厉的制裁法制，逆转了统治者赈饥惠民的良好初衷，使结果偏离了制度的预期，暴露了传统专制体制下官本位制及法制面前官民不平等的特点，也暴露了号称中国荒政史上最完善制度本身无法避免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