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史的叙述中，关于民元“北京兵变”，一直流行的说法是：在得知清帝于1912年2月12日下诏退位的消息后，孙中山旋即遵守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紧接着，参议院接受孙中山的举荐，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请其尽快南下，宣誓就职。袁假借种种理由，不愿南下。当南京所派以蔡元培为首的欢迎使团于2月27日到达北京后，袁一方面以高规格隆重接待，并假意表示极愿南下，另一方面又暗中唆使亲信曹锟于2月29日晚制造兵变，在京城内外焚烧抢掠，以此来证明北方局势不稳，自己不能南下就职，迫使南京方面同意其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从而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百年来，持此种观点的传记、著作、教科书数不胜数，几成众口一词之势。①虽然也有少数人对此种说法表示怀疑，或持保留态度，但因为缺乏具体论证，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特别注意。②其实，不论是从当时南北两方瞬息万变的形势、蔡元培与袁世凯会谈的情况，还是从兵变前后的各种史料记载以及从后来研究者解读史料时存在的种种问题来看，袁世凯策划民元“北京兵变”之说，都不能成立。
    一
    蔡、袁会谈的中心，是袁世凯南下就职问题，而非永久首都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由于当时全国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主张定都北京，对袁极为有利，南方回避了讨论永久首都问题，但又透露出并不绝对排斥以北京为永久首都的态度。而在临时政府地点问题上，虽然临时参议院已经决定设在南京，但为了争取袁世凯南下就职，蔡元培等又表示临时政府地点也可设在北京，袁只要南下完成权力交接仪式即可北返，而不必常驻南京办公。因此，袁为争都而策划兵变已经没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民元“北京兵变”既然发生于蔡元培等迎袁南下就职的特殊背景之下，那么，准确把握蔡、袁会谈之前及会谈过程中的相关情况，就成为判断袁世凯是否会发动兵变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两条最可靠的材料首先需要予以特别注意：一条是1912年3月4日，也就是兵变发生几天后，迎袁专使蔡元培发给孙中山的一份电报，其中谈到了他北上及与袁世凯会谈的一些情况：
    培等此次奉总统令而来，本止有欢迎被选大总统袁君赴宁就职之目的，顾自抵天津而北京，各团体代表之纷纷来见呈递说帖者，北方各军队首领驰电相商者，已数十通，皆以袁君不能离京为言，且无不并临时政府地点为一谈。元培等以职务所在，无稍事通融之理。且袁君面称极愿早日南行，惟对于北方诸种困难问题须妥为布置云云，是本与培等北来之目的，决无差池。故培等一方面对于诸要求者撤去临时政府地点问题，而惟坚执袁君不可不赴宁就职之理论，一方面催促袁〔君〕布置北方各事，以便迅速启行。③
    另一条是在上述电报发出大约一周后，未能完成使命、即将离京南下的蔡元培，公开发表的《告全国文》，其中又写道：
    培等为欢迎袁大总统而来，而备承京津诸同胞之欢迎，感谢无已。……袁公之就职于南京，准之理论，按之时局，实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而培等欢迎之目的，专属于是，与其他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均了无关系者也。……培等自天津而北京，各全〔团〕体之代表，各军队之长官，及多数政治界之人物，或面谈，或投以函电，大抵于袁公南行就职之举甚为轻视，或谓之仪文，或谓之少数人之意见。其间有极离奇者，至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只可一笑置之。而所谓袁公不可离京之理由，则大率牵合临时政府地点，或且并迁都问题而混入之，如所谓藩属、外交、财政等种种关系是也。其与本问题有直接关系者，惟北方人心未定一义。④
    由以上两条材料可以看出，蔡元培等此行所采取的策略，就是极力将总统“赴宁就职”与“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区分开来，强调此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欢迎袁世凯南下宣誓就职。
    材料中提到的“建都问题”，是指将来南北合一后永久首都所在地问题，不外乎三种情况：或者仍建都北京，或者迁都至临时政府所在地南京，或者选择第三地为首都。第三种情况主张者极少，可以不论。本来，在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商讨南北合一就已经提上日程，建都问题自然应是其中必不可少且急需商谈的问题，蔡元培等为何要极力回避呢？原来，在建都问题上，当时全国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北京。即使是在南京临时参议院，以谷钟秀、李肇甫为首的绝大部分议员也“主张临时政府地点改设北京”，并在2月14日第一次投票时，以二十票对八票的绝对多数，否决了孙中山“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的提议。⑤虽然经过孙中山做工作，次日复议时出现了十九票对七票多数赞成定都南京的结果，但真正能够反映民意的其实是第一次投票的结果。谷钟秀对此结果很不满意，称“以如斯重大问题，仅隔一宿，多数之参议员，其主张皆判若两人，此亦立法史上之怪状也”。⑥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在向外国领事解释参议院第一次投票赞成建都北京之事时，说“它系根据投票决定永久首都的印象进行的”。⑦换言之，如果是投票决定永久首都的话，那么南京临时参议院多数人是主张北京的。参议院的投票风波显然使孙中山意识到，如果立即启动建都问题商谈，那么南方无论在舆论上还是在谈判桌上都将完全处于劣势。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在2月18日给袁世凯的信中写道：“至于异日久定之都会地点之所宜，俟大局既奠，决之正式国论，今且勿预计也。”⑧在稍后给主张建都北京的章太炎的复信中，孙中山又写道：“主南主北，各有理由，公等所持大都系永久之说，此自可俟将来国民会议之。”⑨蔡元培等在与袁世凯的会谈中避谈永久首都问题，实际上就是执行了孙中山的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