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或许有等待局势变化的寓意，然而，由于建都北京在舆论上占据绝对优势，即便“大局既奠，决之正式国论”，恐怕也无法改变这一局面，因此，孙中山的态度实际上已经可以视为对北方某种程度的妥协，即南方并不绝对排斥以北京为永久首都。有迹象表明，在北京兵变之前，南方的这种妥协态度已经清楚明白地传达给了外界。就在2月21日，也就是蔡元培等从上海启程北上当天，王宠惠向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表达了“他不再拒绝以北京为永久首都的意见”。作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总长，王宠惠所表达的恐怕并非只是个人意见，伟晋颂由此得出判断：“他们已同袁世凯达成某种谅解，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伟晋颂立刻写信把这一消息报告给了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各国驻京使团团长、英国公使朱尔典。⑩朱尔典又将信的副本转寄给外交大臣格雷爵士，并说伟晋颂信中所写内容，“表明南方现已不再完全拒绝关于把北京作为中国永久首都的意见”。（11）
    至于临时政府地点，临时参议院已经于2月15日议决定在南京，因此，蔡元培无须与袁世凯商谈此问题。然而，对袁世凯而言，除非南方有充足的理由，或做出巨大让步，否则让其南下就职，就意味着要其承认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意味着要“迁都”，也就意味着南京将有可能从临时政府所在地变为永久首都。这就是为什么北方舆论与各种势力总是把袁世凯离京与临时政府地点、迁都等问题牵扯在一起的原因。而这不但是袁世凯不乐意的，也是北方舆论与各种势力强烈反对的。面对这样一种僵局，蔡元培只能以参议院已经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为由，极力从法理上来阐明袁不能不南下就职的理由：“盖以立法、行政之机关，与被选大总统之个人较，机关为主体，而个人为客体，故以个人就机关则可，而以机关就个人则大不可。且当专制、共和之过渡时代，当事者苟轻违法理，有以个人凌躐机关之行动，则涉专制时代朕即国家之嫌疑，而足以激起热心共和者之反对。”（12）此点蔡元培在会谈中曾竭力坚持。
    但仅靠空洞的法理，显然还难以说服袁世凯。为了让袁世凯南下就职，欢迎使团又多次在会谈前及会谈期间，向外界表达了临时政府地点也可设在北京的意思。如在2月26日天津官绅的欢迎宴会上，谈及临时政府地点时，蔡元培明确表示：“南北之不能少政府坐镇同一困难，如查看北省较南省为甚，可请袁大总统南去两星期，以行两总统交替式，然后再来北京组织临时政府。至将来国都地点，当俟国会决定。”（13）同日，先行入京的唐绍仪在面见袁世凯时表示：“南方对于临时政府之地点并无成见，即北京亦可，惟须南京一行，向参议院就职，藉以收复南方人心，就职后南京政府中人暨参议院议员并可相率偕袁北来。”（14）2月27日谒见袁世凯时，唐再次表示：“国都迁南一说，曾由参议院提议，孙逸仙先生既未持有一定之理由，而各省都督尤绝对不赞成，且国都建设北京，全国同胞几成一致主张，总统即应俯顺舆论，在京受任。惟虽定都北京，总统必先赴南京一行，庶可化南北之畛域。俟南京布置略定，再回北京方可云云。”（15）唐绍仪不但明确告诉袁世凯不必为首都南迁问题担心，而且告诉他只需要到南方一行，处理完有关事务后即可回到北方。2月28日，蔡、袁会面，日人内藤顺太郎所著《袁世凯》对此有如下记载：“蔡元培既至，与袁会晤，以孙文及南京参议院之书翰致之，且陈述南京政府之意见曰：‘临时政府设于北京或天津无所不可，惟请先生一至南京，以调和南北意见。至国都问题，应俟他日召集国会，付之公决。’”（16）而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也记道：“专使等与京中人士会，无不惴惴于袁世凯之南下，恐祸变因之而生，蔡等亦为之动。及见袁，即曰：临时政府在天津、北京均可，唯诣南京就职，则南方人心安堵。国都问题，俟他日国会议决可也。”（17）需要注意的是，内藤所著《袁世凯》实际上是由袁的心腹梁士诒、王赓、李肇甫、赵秉钧、曾彝进、范汉生、程克等提供材料编撰而成，（18）书前有袁世凯亲笔题写的“八方棣通”四个大字。编撰过程中袁至少阅览过部分内容。内藤本人还曾受到袁世凯接见，并在书出版后与东京商业会议所副会头大桥新太郎联名呈送袁世凯阅览。（19）而邹鲁则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正反两方的记述如此一致，可知蔡元培在临时政府地点问题上确向袁表示了重大让步。作为回应，袁也表达了愿意南下一行的意思，故2月28日蔡、袁会面后，蔡对德文报记者说：“袁之必于二星期内赴宁，则殊无可疑。临时政府之建都问题，须俟袁南下后，始令国会解决。实则袁南下之后，民军中人即不以建都问题为重要问题。”（20）意即南方并不坚持一定要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2月29日上午，袁世凯邀请专使及全体欢迎员开茶话会，蔡又起言：“大总统必须南行，以联络南北感情，藉巡视军民近状，以资融洽。至于奠都一事，俟后再议亦可，原此行非建设临时政府之举动也。”（21）在此，蔡元培否认袁南行为“建设临时政府之举动”，等于再一次表明，临时政府不一定要以南京为首都，袁也可以在就职后返回北京组织临时政府。
    耐人寻味的是，蔡元培1911年、1913年的日记都保存完好，唯独未见1912年的日记。大概他觉得此行“有辱使命”，或者另有苦衷，因而未记，或者记而又毁，也未可知。其实，蔡元培等做出如此重大的妥协，除了因为感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外，恐怕也是因为商讨这个问题的难度早在南方预料之中，蔡元培的妥协并非自作主张。《大公报》曾有报道说：“将来国都地点，南北人士强半主张在北，此次南京所派蔡元培君等到京，虽名为欢迎袁大总统南下，据闻蔡君等由宁未起身时，即受孙总统密嘱，大旨谓诸君到京以权变为第一要著，幸勿拗执，须防生出枝节等语。盖孙已料及国都迁南之说必不能行也。”（22）《时报》也有报道说：“闻专使来京时，孙逸仙曾秘授意旨，略云：都城地点决之于袁，但必先请袁赴宁一行，以与旧总统面商各事。如恐北京尚有伏莽，则即由南京派兵镇压，亦无不可云。”（23）
    综上可知，为了让袁世凯南下就职，南方可以说一让再让，先是表示并不排斥以北京为永久首都，接着明确表示临时政府地点也可设在北京，袁只要到南京完成权力交接仪式即可回到北方，而不必常驻南京办公。
    对于袁世凯及北方各种势力来说，最关心的莫过于首都地点问题。曾有评论称，国都问题“北省人心视为死活问题”。（24）对袁极为有利的是，南北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站在他一边，列强也强烈反对迁都南京，警告“迁都对于中国的主权将造成最严重的损害”。（25）而从各方传来的消息及与蔡元培等商谈过程中，袁世凯也看到了南方的妥协退让。问题已经简化为要不要到南方去短暂一行，以完成权力交接仪式，这是随着蔡元培等的到来，袁世凯急需做出决定的问题。而在永久首都及临时政府所在地问题上，既然南方已经退让，他只需要让蔡元培等更充分地了解社会各界主张建都北京的呼声，了解他是如何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就可以了，完全没有为争都而匆匆忙忙制造一场兵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为此，在蔡、袁会谈前，袁特“谕幕府汪、施两君将关于临时政府地点接收之函电、各驻京外交团请在北京建设临时政府之公文，及东三省、鲁、豫、直等省督抚、统兵大员、谘议局呈明不宜在南建设临时政府之要电等件一律检出汇齐，以备与蔡君等为磋议之资料”。（26）在2月28日与蔡元培等会谈时，袁将“电呈一百余件请诸专使披阅毕，并详述宜在北京奠都之理由”。（27）
    袁世凯没有紧迫性和必要性为争都而制造一场兵变，此点殆无疑问。其实，作为新当选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当时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尽快实现南北统一，发动一场兵变只能增加双方猜疑，阻碍统一，因此是绝对不可取的。然而，历来研究者多未能充分注意到（或者有意回避）南方在蔡、袁会谈前及会谈中，在永久首都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所做出的妥协，对于蔡、袁会谈的主题解读不够准确，往往对建都问题、临时政府地点问题与迎袁南下就职问题不加区别分析，又往往把兵变的发生与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牵扯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诸如南京临时政府决定建都南京，并派蔡元培等迎袁南下就职，袁不愿南下，于是便制造了一场兵变以为不能南下的证明这样一种含混而简单化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