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袁世凯对南下就职的态度，并非简单的拒绝，而是有一个变化过程。开始的时候，他一方面表示“极愿南行”，另一方面因为北方人心未定，加之他对南方的想法不甚了解，故又表示不能即刻南下。随着双方函电往返以及南方派人北上接洽，袁对南方的妥协态度有了清楚的了解，加之北方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东三省承认共和解除了袁南下的后顾之忧，袁又急于实现统一，于是着手考虑南下路线，并商讨留守人员。遗憾的是，袁周围的人并不能像袁那样站在南北统一的全局和高度来看问题，他们担心袁南下会损害自身前途和既得利益，故而极力反对，导致袁在确定留守人员时遇到了困难。袁的长子袁克定和袁的一些心腹幕僚以及曹锟等亲信将领暗中策划了兵变，以恐吓欢迎专使，阻止袁世凯南下，袁南下之事因此戛然而止。
    历来研究者认定袁世凯为兵变主谋的一个重要根据是，袁不愿南下就职。这种说法太过笼统，且与史实严重不符。事实是，袁对南下的态度，随着局势的变化而经历了一个从犹豫不决到积极准备的过程。
    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袁世凯立刻将这一消息电告孙中山，双方随即围绕袁世凯南下一事开始了密集的函电往返。先是孙中山于2月13日上午接到清帝退位详电后，复电袁世凯说：“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艰，非公莫办，谨虚左位，以俟明哲，曷胜伫立翘望之至”，（28）表达了要袁尽快南来接事的愿望。当晚，孙中山即向参议院提出辞呈，并举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不过，对于清帝退位诏书中有由袁“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一语，孙中山等很不高兴，提出要袁“举人电知，畀以镇守北方全权”。（29）2月14日，孙中山又电告袁世凯，他已于当日正式偕各部总次长到参议院辞职，并已得到参议院允可，“以新总统接事为解职期”。（30）同日，袁世凯回复“真”电：
    万急。……现在统一组织至重且繁，世凯极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各国。诸君洞察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至共和建设重要问题，诸君研究有素，成算在胸，应如何协商组织，统一治法，尚希迅即见教。世凯。真。（31）
    孙中山接电后，立即复电，指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节”，请袁“即速来宁，以副众望”。并再次提出：“如虑一时北方无人维持秩序，当可由执事举人，电知临时政府，畀以镇守北方全权。”（32）袁世凯则又回复“咸”电，详细说明了其难以立刻南下的苦衷：
    清帝辞位，自应速谋统一，以定危局。此时间不容发，实为惟一要图。民国存亡，胥关于是。顷接孙大总统电开，提出辞表，推荐鄙人，属速来宁，并举人电知临时政府，畀以镇安北方全权各等因，黄陆军总长及各军队长电召鄙人赴宁等因。世凯德薄能鲜，何敢肩此重任。南行之愿，“真”电业已声明，然暂时羁绊在此，实为北方危机隐伏，全国半数之生命财产，万难恝置，并非由清帝委任也。孙大总统来电所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极为正确。现在北方各省军队及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委任一层，无足再论。然总未遽组织者，特虑南北意见因之而生，统一愈难，实非国家之福。若专为个人职任计，舍北而南，则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意见尚多纷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走，一切变端立现，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集，大局益危。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盖就民设之政府，民举之总统而谋统一，其事较便。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当未接收以前，仍当竭智尽愚，暂维秩序。总之，共和既定之后，当以爱国为前提，决不欲以大总统问题，酿成南北分歧之局，致资渔人分裂之祸。已请唐君绍仪代达此意，赴宁协商，特以区区之怀，电达聪听，惟亮察之为幸。袁世凯。咸。（33）
    此电中的“黄陆军总长及各军队长电召鄙人赴宁”一句表明，不但孙中山屡次发电要袁立刻南下，陆军总长黄兴和各军队长也曾发电要袁到宁。
    2月15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告知参议院已举袁为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地点定在南京”，并告袁将“派专使奉请我公来宁接事”。（34）同日，参议院也致电袁世凯，“请得电后即日驾莅南京参议院受职”。（35）袁世凯则复电参议院和孙中山，强调“咸”电所述南去“为难各节，均系实在情形”，请求“涵亮”。（36）2月18日，孙中山通知袁世凯，南方决定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欢迎专使，外交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局长宋教仁、陆军部军需局长曾昭文、步兵第三十一团长黄恺元、湖北外交司司长王正廷、前议和参赞汪兆铭为欢迎员，偕同唐绍仪前往北京，“专迎大驾”。（37）
    由上述南北两方往返函电可以看出，袁世凯对于南下的态度是，一方面表示“极愿南行”，另一方面又提出北方人心未定，有许多棘手的问题亟待处理，因此“暂时羁绊在此”。然而，对于“真”、“咸”二电，特别是“咸”电，研究者常常不问青红皂白，加以斥责，认为袁世凯是在编造种种理由或借口拒绝南下，并认为袁在电文中所言“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袁世凯退居”等话是要挟南京临时政府。这实在是一种草率的认识。从双方往来电报可以看出，袁一开始就明确告诉南方北方人心未定，局势不稳，自己不能即刻南下，希望南方能“谅此苦衷”。哪知孙、黄等对于袁在北方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并无真切认识，接二连三发电，要袁即速来宁，并且直白地表达了对袁的不信任。这种不体谅与不信任显然激怒了袁世凯，袁在“咸”电中说出“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袁世凯退居”等话，固然有要挟南方的意味，但也真实反映了袁对南方的不满。而袁之所以能够讲出如此强硬、愤激的话来，是因为他在两电中所述北方形势确为实情。遗憾的是，历来研究者总是先入为主地将袁世凯视为一个缺乏诚信、善于玩弄权术的人，草率地斥其为编造理由，为寻找借口，而不愿认认真真去考察一下，袁所述“北方危机隐伏”究竟是不是事实。
    袁在电文中主要提到了三方面的“隐患”，即蒙古问题、东北问题以及一些皇族（特别是宗社党）反对共和的问题，而这三个问题又与俄、日两国的动向密切相关。有太多材料可以证明，在袁发出“咸”电之前，上述隐患不仅存在，而且相当严重。